内容摘要

当前，全球各国/地区正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采取多样化措施应对气候问题，共同缓解全球变暖的影响。中国将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纳入“十四五”规划，制定了2030年碳达峰行动计划，并积极采取行动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

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排放国家加快立法和出台政策的进程，预计到2025年，全球约75%的碳排放量有望纳入严格的监管。优化能源结构是多国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政策的重点举措，多数国家都致力于推广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并减少使用化石燃料能源。与此同时，随着碳交易作为实现碳中和的手段日益受到青睐，各国都开始重视对碳交易市场的监管。

“双碳”战略对于企业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煤炭是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占比最高的能源，企业可以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煤炭能源消费量，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能源清洁转型。绿色能源比例的增加，对企业低碳化转型非常重要。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在生产制造层面，新一代信息技术也为企业的低碳转型赋能。

近年保险资金持续加码股权投资，更需要对企业在“双碳”战略背景下的转型发展进行深入研究，进而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做有效评估，适当调整投资策略。

一、宏观背景分析

1.1 全球应对气候威胁刻不容缓

由于人类活动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与日俱增，全球气候变暖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加剧，对地球构成了巨大威胁。实现碳中和，即减少人为碳排放，并利用碳抵消来平衡剩余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成为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采取相关行动刻不容缓。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设立宗旨是促进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最初致力于推动政府间气候变化谈判，支持《联合国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实施。2015年，UNFCCC立足以往工作经验通过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变化条约《巴黎协定》，旨在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C 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C之内。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推出应对气候变化六大行业解决方案，提供了推动六大重点行业（能源、工业、农业和食品、森林和土地利用、运输、建筑和城市）向碳中和目标过渡的路线图。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在2021年发布《世界能源转型展望》，描绘了按照《巴黎协定》目标进行全球能源格局转型的细致愿景，并介绍了有关技术选择、投资需求和社会经济背景的高阶洞察，以推动全球迈向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的能源未来。

1.2 各国相继做出碳减排承诺

各国政府也纷纷响应国际趋势，相继做出碳减排承诺。虽然全球86%的碳排放来自前20大排放国，但实现净零排放碳中和目标离不开每个国家的参与。为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92%的195个国家已签署了《巴黎协定》。《巴黎协定》设立了全球性的长期目标，旨在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C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C之内。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BRI）作为一项全球性的倡议，凭借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显，值得格外关注。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1，“一带一路”倡议总投资额突破4万亿美元，年均基础设施投资额达到0.67万亿美元。据预测，2016年至2040年期间，全球年度基础设施投资约为3.7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总投资额将占到全球年度基础设施投资额20%左右。2020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可再生能源相关投资占比首次过半，达到58.12%，相比2014年比例提升了大约4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已成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中坚力量。

当前，各国/地区正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采取多样化措施应对气候问题，共同缓解全球变暖的影响。其中，匈牙利、新西兰、英国、法国、丹麦和瑞典六国已经正式颁布相关法案。

英国：2008年，英国通过《2008年气候变化法》，承诺到2050年碳排放量比1990年水平降低80%。2019年，英国修订其《2008年气候变化法》，将英国2050年减排目标从“至少比1990年基线降低80%”改为实现“至少降低100%”。

行业减排目标：该法案针对其所覆盖的管辖领域提供建议和指导，并规定与能耗降低相关的目标，促使企业关注能效并减少浪费。

能效监管：该法案还催生出《天然气法》、《电力法》和《公用事业法》，规定了能源生产商和供应商减少浪费并提升能效的责任。

新西兰：2019年，新西兰政府通过《2019年气候变化应对（零碳）修正案》，将“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碳中和”的目标纳入法律。该法案着重通过加快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来实现能源结构的脱碳，承诺到2050年除生物甲烷以外的温室气体的净排放量降低到零，到2030年生物甲烷的排放量比2017年降低10%，到2050年比2017年减排24%—47%，而且将禁止新的海上石油和天然气勘探。

六个国家和地区已提议气候立法，即韩国、智利、斐济、加拿大、欧盟和西班牙。

韩国：2020年，韩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进入气候紧急状态，该决议旨在推进国内气候行动，并将2050年碳中和目标写入法律。2021年3月，文在寅总统宣布韩国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并将在未来几个月推出新的气候目标并颁布绿色新政。

加拿大：2020年11月，加拿大政府出台《加拿大碳中和责任方案》。该法案将在法律上约束政府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求针对2030年、2035年、2040年和2045年这几个关键节点设定具体的减排目标，并为每个目标日期制定减排计划。

包括我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已出台碳中和政策文件，如奥地利、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哈萨克斯、南非、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印度尼西亚、美国、日本、德国、芬兰、冰岛、瑞士、挪威、爱尔兰、安道尔、梵蒂冈城、巴西和马绍尔群岛。

中国：2021年3月，中国将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纳入“十四五”规划，制定了2030年碳达峰行动计划，并积极采取行动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十四五”规划响应了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9月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的目标——“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气候行动将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深入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低碳转型。

美国：2021年1月，乔·拜登总统签署《应对国内外气候危机的行政命令》，确保到2035年电力部门实现无碳污染，推动美国迈上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经济的道路。此举主要致力于优化美国的能源结构，要求联邦机构部门根据相关法律取消化石燃料补贴，挖掘推动创新、商业化及清洁能源技术和基础设施部署的新机会。该行政命令还鼓励联邦政府暂停在公共土地或近海水域签订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租约，严格审查公共土地和水域现有与化石燃料开发相关的所有租赁和许可做法，并明确了到2030年将海上风能的可再生能源产量增加一倍的相关举措。

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于2021年通过环境和林业部披露了2050年低碳和气候韧性长期战略（LTS-LCCR），并于2021年5月宣布，国家到2060年将实现碳中和。

在宣布目标之后，印度尼西亚迅速采取各类行动：例如，印度尼西亚于2021年5月宣称将在2023年之后停止建设新的燃煤电厂，并与国际商会（ICC）、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世界经济论坛（WEF）制定巴厘岛（THK）混合融资路线图，将混合融资作为促进私募投资以推动转型的有效方式。此外，印尼国家部也对低碳发展（LCDI）进行解读，分析可较早实现碳中和的情景及其对印尼经济增长的影响。

当前，全球气候立法已取得长足进展。预计未来几年将有更多国家采取关键性举措。同时，各国对气候相关法律的认知也有望进一步加深和全面：目前已有33个国家（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66%）颁布或提议相关法案，或出台政策文件。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排放国家加快立法和出台政策的进程，预计到2025年，全球约75%的碳排放量有望纳入严格的监管。优化能源结构是多国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政策的重点举措，多数国家都致力于推广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并减少使用化石燃料能源。与此同时，随着碳交易作为实现碳中和的手段日益受到青睐，各国都开始重视对碳交易市场的监管：当前41个国家或行政区已针对不同类型的碳排放建立了定价和交易系统，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也在加快政策制定的进程，着力打造规范有序的碳交易和定价系统。

二、企业碳排放量核算

2.1 温室气体排放测量方法

首先，企业需要确定基准年排放量。这个过程较为复杂，需要企业界定组织边界、明确温室气体种类、梳理相关活动，并评估活动层面的排放量。此外，不同非政府组织、机构和政府发布的温室气体核算和披露标准多达数十种，进一步提升了盘查难度。

各种温室气体核算标准的基本方法论较为一致，目前主要有两种测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

1.系数法

通过计算活动数据和相应的排放因子来确定排放量，是广泛采用的标准评估方法，典型代表是颇受欢迎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和ISO14000系列。

2.测量法

利用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对活动层面相关温室气体的浓度进行连续测量。这种方法更适用于按行业细分的报告标准，例如美国环保局的温室气体最终排放规则、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监测和报告条例（MRR），以及中国的GB/T32150/32151（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2.2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

由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主导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是公认标杆，为测量和披露企业在全球范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奠定了基础。众多其它常见的标准皆有参考这一体系。例如，投资者、利益相关方和全球500强企业参与的CDP碳披露项目，建议企业遵循温室气体核算体系披露信息。全球超过9,600家企业已向CDP上报排放数据，占全球市值的50%，其中大部分企业的碳排基线都是根据温室气体核算体系来确定的。因此企业有必要了解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确立碳排基线的原则和流程。

1.界定组织边界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推荐了三种设定组织边界的方法：“股权比例方法”根据企业的股权比例核算碳排放，反映企业的经济利益；“财务控制权方法”只涵盖企业有100%控制权的子公司的碳排放；“运营控制方法”刨除了企业享有权益但不持有运营控制权的子公司的碳排放(世界资源研究所)。企业在设定组织边界时可以选择上述三种方法中的任意一种，并贯穿整个盘查过程的始终。

2.明确覆盖温室气体种类

与众多全球或区域标准一致，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也建议企业参考《京都协定书》中规定控制的六种温室气体，即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然而，上述范围并非强制性标准，企业可以自主确定与自身主要经营活动相关的温室气体种类。

3.梳理相关活动

企业需要确定应纳入碳盘查的活动种类。温室气体核算体系将排放分为三个范围，可为处于盘查阶段的企业提供相关指导。

范围一指企业直接控制的燃料燃烧活动和物理化学生产过程产生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典型的范围一排放可能来自燃煤发电、自有汽车使用、化学材料加工和设备中气体排放。

范围二指消耗外购能源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包括电力、热力、蒸汽和冷气。典型的范围二排放涵盖发电过程中场外电站释放的温室气体，但不包含电站相关上下游的排放。

范围三指其它间接温室气体排放，覆盖广泛的活动类型。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示范性地列出了常见的范围三活动，不过企业可以自主决定所纳入的活动。因此，范围三排放对许多企业来说可能存在争议。在深入开展碳排基线评估前，企业需要确认上下游合作伙伴愿意承担的碳排责任。

对于大多数参考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的披露系统（如CDP）而言，范围一和范围二通常是必选项，而范围三通常是可选的。企业可综合考量和取舍范围三的内容，力求在环境意识和社会责任方面体现更大担当。

4.评估排放量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采用系数法。企业在评估排放水平时可遵循三大步骤。首先，从业务角度出发，收集相关活动的数据，接着选择最合适的排放因子，最后计算出排放水平。

第1步，收集活动数据（AD）:企业需要确定指定范围内各项活动的排放源，并收集活动数据作为关键输入之一。活动数据是与能源使用直接相关的信息，例如用电度数（千瓦时）或填埋废弃物的吨数。整个数据收集过程往往耗时较长，对于数据基础薄弱的企业尤为如此。

第2步，选择排放因子（EF）：排放因子的选取方法不尽相同，且受到具体活动、国家地区、技术或能源结构的影响。大多数企业不必直接测量或计算排放因子，尤其是那些来自中低排放行业的企业。企业可以从非政府组织和行业协会发布的一系列标准因子中选择可利用的指标。此外，还可参考按国家划分的跨行业排放因子，例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MRR、美国环保局的温室气体规则和中国的GB/T32150/32151。当缺乏更准确的排放因子时，IPCC的缺省排放因子可作为有力补充。企业还可以随时利用IPCC排放因子数据库（EFDB）等资源来快速获取多种排放因子，减少排放评估的复杂性。

第3步，将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相乘：确定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后，便可将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相乘，并加总到公司层面。然后，根据国际公认的标准（全球变暖潜势，GWP），将不同温室气体的排放数据转化为统一的指标——二氧化碳当量（CO₂e）。

2.3 设置合理的减排目标

设置合理的减排目标对于企业推进碳中和进程同样至关重要。《巴黎协定》目标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C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C之内。为确保将这一目标转化为企业切实可行的减排目标，企业需要将四大维度纳入考量：

第一，确定投入决心。企业需要根据当前排放水平、投资意愿及所处行业对企业的普遍期望或要求，确定碳减排目标的投入决心。这一决心将进一步反映在愿意遵循的全球升温情景中（如1.5℃和2.0℃）。

第二，设定目标类型。绝对目标或强度目标都可将企业碳减排目标与升温情景挂钩。绝对目标适用于大多数行业，为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了更为直接的途径。然而，绝对目标对业务规模高速增长的企业而言颇具挑战，同时又无法客观反映正处于业务规模衰退期的企业的减排效果。因此，许多企业倾向于采用强度目标（每单位经济产出的排放量，如单位产量、员工人数或产值），或同时设定绝对目标和强度目标。具有明确活动和物理强度数据的行业（例如发电、钢铁、化工、铝、水泥、纸浆和造纸、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及商业楼宇）最适合采用强度目标。

第三，明确目标范围。企业需要明确碳减排目标的覆盖范围（范围一、二、三），以及需纳入的地区和业务部门。

第四，设置目标时间表。为保证目标切实可行，企业需要设立短、中、长期目标。

企业设定基于气候科学的碳减排目标时，有多种标准可供选择。有四种标准已经在全球广泛采用，即科学碳目标倡议（SBTi）、转型路径倡议（TPI）、X度兼容性（XDC）和中小企业气候中心计划（The SME Climate Hub）。

SBTi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 Global Compact）、碳披露项目（CDP）、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共同发起的，旨在协助企业设定必要的减排目标，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C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C之内。SBTi目前提供了设定中短期减排目标（5-15年）的方法，并立足成熟的目标设定方法论，拓展减排目标设定的范围，预计将于2021年底推出长期科学的碳中和目标设定方法。

TPI是一项由英国环境局养老保险基金牵头发起的全球倡议，涉及众多资产持有者，并得到了众多资产管理公司的支持。TPI利用企业公开披露的数据，评估企业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进展及支持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为企业提供设定或调整碳减排目标的指南。

XDC是德国气候咨询机构right.based on science推出的科学气候指标。XDC旨在量化单个企业对全球变暖的影响，通过假设其它所有企业的排放强度和经济产出与该企业处于同一水平，推出到2050年地球的升温幅度。企业可将推导结果作为合理参考标准来设定或调整自身减排目标。

中小企业气候中心计划是国际商会、指数路线图倡议、全球商业气候联盟和联合国“奔向零碳”运动联合推出的开创性倡议，旨在支持中小企业实现203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半、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通过指导中小企业制定具体承诺，并提供赋能工具包，最终实现业务和价值链的脱碳。

上述四种标准采用的减排目标设定方法基本一致，均将企业的目标水平与不同的升温情景挂钩。SBTi提供了升温低于2℃和1.5℃的两种情景。TPI提供了五种情景，包括升温2.0℃和1.75℃情景以及“巴黎承诺”对应的升温1.5℃情景。XDC提供两种情景（2.0℃和1.5℃）。中小企业气候中心计划提供一种情景（1.5℃升温）。虽然我们鼓励企业设定更高的碳减排目标，但企业在制定目标时更应该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

近几年来，SBTi凭借良好的适用性和广泛的行业覆盖面，已迅速成为最受认可的将企业减排目标与《巴黎协定》对齐的方法。截至2021年3月，已有1,323家企业加入SBTi，而加入TCI和XDC的企业分别为340家和30家，另有约800家员工数量小于500人的中小企业加入了中小企业气候中心计划。

在适用性上，SBTi为不同行业的企业提供最灵活的目标设定类别指导。SBTi为企业提供按绝对减排法或行业减排法（含物理强度和经济强度）设定的两类目标，允许企业用绝对值（tCO₂e）或强度值（如tCO₂e/t产品）来设置减排目标，并为范围三目标的设定提供指导。相比之下，其它三种标准仅提供一种目标类型。SBTi两类目标类型对不同行业的作用有异，因此企业通过SBTi设定减排目标时，可以利用相关工具来比较并选择最适合所属行业和企业情况的目标类型。

SBTi为企业提供最详细的流程指南。从获取内部支持，到按照最佳实践来选择基准年、目标年、范围、边界和目标设定方法，SBTi为企业提供分步指南和指导，并提供一整套标准和验证方案，确保特定行业和跨行业目标的透明度和可比性。SBTi还为铝、森林、土地和农业（FLAG）、电力、化工、服装鞋履及信息通讯（ICT）等特定行业提供相关指南，针对其它主要行业的指南也正在编制中。通过遵循分行业指南，企业的目标设定流程将变得更加简便合理。

在覆盖面上，SBTi的行业覆盖面比其它三种标准更广。SBTi覆盖15大行业，并提供按行业划分的目标设定指南，目前针对油气、交通运输、化工和金融服务等其它主要行业的指南仍在编制中。TCI和XDC分别覆盖约10大行业。而中小企业气候中心计划，则通过《1.5℃商业手册》对企业提供指导。该手册是“指数路线图倡议”推出的另一份有关温室气体减排的详细指南，介绍了七大行业如何按照1.5℃目标设置减排目标。

三、主要行业及典型企业减排举措

在讨论温室气体排放时，基础设施相关行业值得特别关注。狭义的基础设施指为社会提供基础服务的设施，如建筑、制造和公用事业；广义的基础设施还包括了IT系统、金融保险系统、教育系统、交通运输、农业食品和医疗系统等其它社会性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相关行业在为公众提供基础性服务的同时，也贡献了约全球排放总量的70%。

能源行业的碳中和举措主要侧重于推动清洁能源转型。以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道达尔和壳牌等为代表的龙头企业纷纷大力开发和采用地热能、生物柴油和氢气等清洁能源。

同时为了提升企业的整体能效，这些企业也在逐步淘汰落后产能。这些能源企业还致力于开发严格的碳盘查体系，明确梳理产品的碳足迹。此外，碳捕获、利用和储存（CCUS）技术的商业化也逐渐成为能源企业关注的能源、第一太阳能和隆基股份等新能源企业正致力于在整个价值链推广太阳能、风能和水电等可再生能源，通过减少燃料燃烧来加速碳减排进程。

此外，石油企业和新能源企业的合作日趋深化：2021年4月，中石化和隆基股份宣布达成战略合作，为了实现碳中和目标，在分布式光伏系统、氢气和化工材料等领域形成深度合作。

3.1 交通运输业

推动交通运输业碳减排是全球碳中和进程的重要环节之一。交通运输业作为现代社会的高排放行业，对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性支撑。因此，其碳减排在推动人类转向更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上将发挥十分积极的作用。为打造可持续的未来，拥有或经营客货运车辆、飞机和货船的交通运输企业需要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探索更加绿色的转型方式。

交通运输企业的重排放活动主要包括自有车辆运输、运营设施以及包装。交通运输业的范围一排放通常占比较高（占总排放量的40%-80%），主要排放源为自有车辆的燃料燃烧。范围二排放主要涵盖外购电力、电力中心、枢纽站点和其它仓储和服务设施产生的排放，约占总排放量的20%。交通运输企业的范围三排放大小取决于企业具体的商业模式。企业非自有车辆或飞机的排放应划归于范围三排放，因此与大量承包商合作的企业往往有着较高的范围三排放。除此之外，范围三排放还包括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所产生的排放，其中包装材料产生的排放尤为重要，约占总排放量的10%。

因此，交通运输企业应重点聚焦上述重排放活动，致力于推动运输流程碳减排，开发更可持续的仓储和服务设施，并推广采用更加绿色的包装材料。

1.降低运输流程碳排放

运输流程中产生的排放量巨大，因此，运输流程碳减排是交通运输企业碳中和战略的重点之一。领先的交通运输企业在该领域已经做出巨大努力，通过大力投资来改变运输车辆的能源结构，通过推广电动能源和绿色燃料的使用，推动车辆升级和节能降耗，并不断优化车队规模和运输路线，减少运输流程的温室气体排放。

2.采用清洁能源车辆

为了兑现环境承诺，许多企业纷纷采用更环保的车辆对传统燃油车进行替代。通过投资，交通运输企业可充分利用各种可持续材料和技术，推广包括全电动、混合电动、液压混合动力、乙醇、压缩天然气（CNG）、液化天然气（LNG）、可再生天然气（RNG）、生物柴油和丙烷在内的各类更加环保的车辆。2019年，全球领先的物流企业UPS为其陆运车队采购了1.35亿加仑的绿色燃料，占到其陆运燃料使用总量的24%。同时UPS通过大力投资推广陆运电动车的使用，推动旗下10,300辆车向替代燃料和先进技术过渡。

日本通运也将使用替代燃料作为实现减排目标的重点举措之一，积极引进环保车辆，其中多数为符合日本后新长期法规的低排放柴油卡车、压缩天然气卡车（CNG）、混合动力和液化石油气（LPG）卡车等。

京东自2017年起逐步用新能源车取代传统燃油车，共在中国50多个城市部署新能源车，实现每年至少12万吨的二氧化碳减排。此外，京东还在中国全国范围内建设和引进了1,600多个充电站，为车辆运营提供更好的支持。

马士基认为使用可再生和低碳燃料对运输行业实现减排目标至关重要，因此发起了多项与产业链上其它参与者和利益相关方的合作。例如，马士基参与了多个甲醇和氨燃料研发生产项目，并继续投身LEO联盟，携手客户和科研院所研究开发木质素燃料，助力可持续燃料的大规模供应。马士基还在2019年推出了生态环保运输方案ECO Delivery，利用废弃食用油生产出经外部认证的生物柴油，为马士基的船运网络提供动力。

3.提升交通工具能效

运输企业还可通过提升汽车、飞机和货船的能效来减少运输流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提升车辆能效的措施有多种多样，如可通过监测和优化系统识别航空运营中效率待优化的领域，进而减少航班运营中的燃料使用；也可推动车辆进行现代化改造，将车队内车辆更换为更高效的车型；或探索和采用有助于运营革新的一系列先进技术。联邦快递在2019年将飞机排放强度降低了24%（与2005年相比），并通过车队升级、高效铁路联运以及倡导落实减排规则等方式将陆运车辆的燃油效率提高了近41%。

汉莎航空同样在绿色现代化飞机和发动机技术领域开展投资，这一举措也成为其降低航班运营中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驱动。2019年，汉莎航空客运机队实现百公里航程单客油耗仅为3.67升的卓越成绩(汉莎航空,2020）。

4.优化交通工具规模和运输路线

交通运输企业还可以通过优化交通工具管理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相关节能措施包括飞行高度层优化、精细化业载、根据预测业载动态调配机型、二次放行、截弯取直和关断辅助动力装置等。例如，顺丰通过获取B757机型拉萨机场RNP AR（需特殊授权的所需导航性能）运营批准，有效缩短航行飞行距离，进而实现燃料节约。此外，顺丰还积极推动在深圳机场的机位协调工作，与空管协调争取就近跑道落地，以减少地面滑行时间。

5.构建可持续的厂房设施

为进一步拓展温室气体减排途径，交通运输企业也可关注航空陆运枢纽、本地站点、货运服务中心和零售网点等厂房设施的能源供应，探索相关减排机遇。领先企业在此领域广泛采用两大举措，包括部署或购买清洁电力以及提升厂房设施的运营能效。

6.采用清洁电力

企业可通过部署以太阳能光伏板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系统或购买绿色电力的方式给设施供电，降低化石燃料发电比例。2019年，UPS在美国完成了10兆瓦屋顶太阳能光伏板阵列的部署，并着手为自己在欧洲的30多家站点采购绿色电力。UPS目前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已接近实现净零排放，其中可再生电力占比达到3.9%。京东也致力于在厂房设施中增加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其在上海亚洲一号物流园区安装了一批屋顶光伏发电系统。自2018年6月投入运营以来，园区二氧化碳排放量显著降低。此外，京东计划联合全球合作伙伴，致力于在2030年打造全球屋顶光伏发电产能最大的生态体系，共建光伏发电面积突破2亿平方米。

7.提升运营能效

对于交通运输企业而言，提升厂房设施的运营能效是提升其绿色程度的重要环节。联邦快递（FedEx）将设施照明系统改造及能源管理系统安装作为提升运营能效的重要抓手，通过将建筑内外照明全部升级为LED灯、安装运动传感器和灯控系统等方式完成了1,112个设施的照明改造。截至2019年，其电量节省量突破12亿千瓦时。此外，联邦快递也在全面推广中央能源管理系统，其中温控系统能够有效计算建筑空置时间并判断出能耗最高的建筑，从而识别潜在节能机会。日本通运制定了针对物流设施和办公室建造的设备安装标准，强制要求建筑物使用可再生能源，并通过推广LED灯等方式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8.打造绿色包装

包装生产同样是整个价值链的高排放环节，交通运输企业可以考虑进一步减少包装材料使用量，并努力选择环保可回收的包装生产原料，实现进一步减排。以京东为例，该公司推出了多个减少包装材料使用、增加可回收材料利用比例的举措。截至2020年底，京东累计使用循环快递箱1,600余万次，累计减少一次性泡沫箱1.8亿个。京东物流通过采用极具创意的包装设计和电子运单，每年减少胶带使用量4亿米，减少纸张消耗13,219吨。

京东物流同样也与宝洁等合作伙伴携手，实现产品原包装直发，减少额外的包装材料需求和所需客户触点数量。此外，京东也利用其平台优势和B端、C端触点全覆盖的系统优势，携手产业链中其它各方，共同打造绿色包装联盟、中国电商物流行业包装标准联盟和京东云箱全球联盟等多个企业联盟，联合制定绿色包装举措。依托上述联盟，京东物流联合可口可乐、宝洁和联合利华等消费品公司，建立起废塑料回收系统，来自京东消费者的相关废塑料得以被上门收集并由京东物流送往相应的回收点，从而减少塑料生产的排放量。

中国另一家物流企业顺丰同样发起了多个相关项目，例如建立包装材料优化和管理系统，设计出一系列循环快递容器，并首创激光雕刻技术替代传统油墨印刷的无墨印刷纸箱，避免对包装材料的过度使用。凭借上述举措，顺丰在2020年成功节省了超过26,000吨纸和8,000吨塑料，相当于实现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

3.2 农业食品业

民以食为天，农业食品行业对于维系人类健康和福祉必不可少。食品摆上餐桌前需经历从研发、养殖、收获、加工、分销、零售到储存的层层环节，每个环节均会产生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的温室气体排放。在食品产业链中，农业相关环节奠定了整个食品行业的基础。森林和土地利用是一大排放源，随着人口增长和饮食结构向肉类倾斜，预计未来几十年全球食品消费增速将高达70%，因此在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同时推动农业食品行业碳减排可能颇具挑战。

企业的价值链布局决定了其主要的排放源。其中，横跨价值链多个环节的整合型企业的范围一和范围三排放相对较多，而食品制造商的范围三排放占比则更高。

整合型企业：许多农业食品企业垂直整合度高，集产品加工销售和农场自主经营（如养牛、种植农作物）为一体，因此养殖活动的排放占比较高（占排放总量的60%以上），且通常计入范围一。其范围三排放主要来自包装物流环节和其它高排放活动。产品制造环节产生的不同排放可根据能源来源和运营方的不同，计入范围一、二或三。

食品制造商：食品制造商从供应商处采购原料或雇佣承包商经营农场，因此原料采购成为其最主要的排放源，这一排放通常计入范围三。食品制造商约90%的排放来自范围三活动，包括原料采购、包装和物流。食品制造商范围一和范围二排放主要来自产品制造环节所产生的的能源消耗。

因此，本节将重点介绍养殖活动、产品制造、包装和物流环节的碳中和举措。由于食品制造商原料采购环节的排放等同于其原料供应商养殖活动所产生的的排放，因此原料采购被列入“养殖活动”的范畴。

1.降低养殖活动碳排放

牲畜的甲烷排放是农业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养殖活动中其它主要排放还包括饲料生产环节的直接和间接排放，以及粪便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提高农作物和牲畜单位产能的同时减少甲烷排放，应作为养殖企业的重中之重。

改进牧群管理和动物健康干预措施：为了提高动物生产力和减少每千克活重的甲烷排放，阿根廷牛肉系统（Argentina Beef System）采取了多项关键干预措施，包括控制牛滴虫病等生殖疾病、明确交配和繁殖季节，以及战略性补充生长期和抓膘期牲畜的营养物质。

回收和再利用粪便中的甲烷：自2010年代起，嘉吉在全球各地的厂房设施中成功实现了沼气的捕获和再利用，其位于加拿大和美国的牛肉加工厂从废水池中回收甲烷，利用沼气为工厂提供燃料，将厂房设施的天然气需求减少约20%—25%。泰森食品同样将约6.66亿立方英尺的沼气作为锅炉燃料，协助其在2019财年实现超过2.3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

科学高效地使用肥料：圣牧升级改造了堆肥厂，采用工字钢结构和透明屋顶设计，使得堆肥厂具备防雨透光的功能。圣牧还通过罐车或管道将液体肥料运送到氧化池，经过氧化发酵和无害化处理后实现还田利用。圣牧同样也依托先进技术实现精准施肥，提高肥料利用效率。与之相似，波兰企业SatAgro利用卫星数据帮助农民决定施肥量和施肥方式。

改善土壤健康，防止森林砍伐：免耕轮作、填闲种M植SB和Ti改用有机肥料是改善土壤健康的常见做法。许多企业正积极与政府合作，各显其能。先正达承诺每年在300万公顷的农田上提高生物多样性并改善土壤健康。2020年12月，先正达中国助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开展了“华北平原和东北地区秸秆还田与土壤健康促进（润田）”项目。自2009年以来，圣牧已经在乌兰布和沙漠投资75亿元人民币，绿化沙漠超过200平方公里，建成优质草场150平方公里。据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估计，圣牧所种植的9,700万棵树木在未来三十年有望捕获1,086吨二氧化碳。

2.降低食品加工和制造环节中的碳排放

农业食品企业可通过在自有厂房部署太阳能光伏板或与可再生能源供应商签署购电协议（PPA）采购绿电，进一步M推进去碳减排。绿电的使用对各行业是普适的。

路易达孚公司在其位于天津的油籽油料加工厂部署了1.8万多平方米的屋顶光伏电池板，满足了厂内3%的电力供应。对于农业食品企业而言，提升工厂能效是对加工与制造环节减排更为重要的举措。企业可考虑通过将燃煤锅炉改造为天然气锅炉以及部署余热回收系统等方式来实现。自2014年以来，伊利已投资9,000万元人民币用于燃煤锅炉改造，在这一举措帮助之下，其2020年碳排放量比2014年减少55万吨。2020年，圣牧在旗下牧场正式启动将热泵改为空气源热泵的升级，到2021年底，空气源热泵预期将拓展至一半以上牧场。尼泊尔龙头多元业务企业乔杜里集团在食品加工系统中积极推广可再生能源，其利用生物质燃料生产电力和蒸汽，产能分别达到2.2兆瓦和24吨，废水处理能力达到每小时950立方米。

3.降低包装复杂性，改用可回收材料

位于瑞士的雀巢包装科学研究所正致力于研究安全包装解决方案，到目装和66%的塑料包装是可循环再生或可重复使用的。依云品牌杜绝使用不可循环的包装塑料膜，并通过特殊设计的粘性手提带为产品提供全新包装。

3.3 工业制造业

工业制造业作为污染程度最高的行业，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制造企业产品生产过程产生了大量排放。同时，工业制造业属于基础设施类行业，深刻影响着上下游产业。制造企业对上游原料的需求十分旺盛，同时其所生产和销售的下游产品——无论是钢铁等初级原料，还是家用设备和汽车等终端用户产品——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因此，制造企业必须认识到，为应对碳排放而采取的每个行动都至关重要。制造企业应切实采取措施来提升气候可持续性。

产品制造、原料供应（选择、运输和储存）以及所售成品的加工和使用是工业制造中排放最多的三类活动。制造企业的大部分排放属于范围一和二，主要指其产品制造环节所产生的排放，包括化石燃料燃烧、现场的制冷剂使用以及外购电力产生的直接排放。与产品制造相关的排放约占其报告总排放量的40%—60%。制造企业的范围三排放指与其价值链相关的间接排放。其中，与原料购买和相应物流相关的

排放约占报告总排放量的10%—20%；下游排放（来自所售卖产品的加工和/或使用）占报告总排放量的10%—20%，这两类活动是制造企业的主要排放源。在此背景下，工业制造企业应重点关注产品制造和原料供应环节的碳减排，并着力打造绿色产品。

1.降低产品制造环节碳排放

为了显著减少产品制造环节的排放量，制造企业可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替代燃料燃烧，并积极提升能效，提高废料回收利用。

采用可再生能源：制造企业可以采取多种促进可再生能源采用的举措。领先企业倾向于通过购电协议和可再生能源证书来购买绿电，或通过投资建设自有的可再生能源系统。近年来持续稳定增加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使用，此举协助其在2007-2015年实现了40%的碳减排。自2007年以来，飞利浦已采购约33.53亿千瓦M时的低碳电力，并通过低碳电力实现了约145万吨的二氧化碳减排。科士达在多地工厂部署了分布式屋顶和地面光伏发电系统，其惠州分公司安装了约730千瓦的屋顶光伏系统和约400千瓦的地面光伏系统，年供电量分别约为72万千瓦时和40万千瓦时。其深圳光明分公司额外部署的屋顶光伏系统可提供60万千瓦时的绿电，帮助企业显著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

提升能源效率：推广新的制造技术是制造企业提升能效的众多有效途径之一。宝武集团八一钢铁厂正在试点富氧高炉和熔融还原炉（COREX），并在湛江和韶关钢厂引进富氢技术。此外，宝武还在探索高炉“超高富氧”鼓风技术和氢能炼钢技术的应用。溢达投资的火电厂采用精细化的减排管理，利用低硫煤、现场脱硫废碱液和静电沉淀等技术来减少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制造企业还可以加强能源监测和管理。科士达主营不间断电源（UPS）和光伏逆变器的生产销售，这两种产品的制造过程皆离不开老化测试。老化测试主要采用电阻负载，其耗电量大，产生大量温室气体排放。为解决这一问题，科士达引进能量反馈电子负载作为替代，其能耗降幅可达85%，且将直流电源的电力回收逆变，最后反馈给电网。据科士达估计，该系统每年可节省约31,715兆瓦时的电力，显著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

从废料中回收能源：从生产废料中回收能源是制造企业碳减排的另一有效抓手。截至2019年底，俄铝共引进660个节能电解槽（举措启动至今共2,657个），节能约1.83亿千瓦时。

2.降低原料供应环节碳排放

原料供应环节也是制造企业的主要排放源之一，选择具备可持续发展优势的供应商和物流伙伴进行合作可有效降低该环节的碳排影响。

原料选择：企业可通过制定并利用原料选择标准和环境影响评估工具的方式，优先采购供应链中的绿色原料。比亚迪始终坚持绿色采购，其先后发布了供应商环境物质管理要求文件及对应作业指南。2018年，比亚迪生产性物料供应商全部通过质量体系认证，其中70%通过了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宝武集团也在大力构建绿色采购管理体系，优先采购绿色原材料，积极引导供应商进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2019年，宝武宝山、东山、梅山三大工厂的资材备件绿色采购比例达到6.2%。

原料物流：制造企业还可推动原料物流环节实现碳减排，为此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至关重要。例如，飞利浦与马士基合作，致力于减少其所在供应链的碳足迹。同样，许多制造企业在选择供应商合作伙伴时，也开始将供应商是否具备适当的可持续发展计划纳入考量。关于企业具体如何在运输环节减少碳足迹和评估物流合作伙伴。

3.生产绿色产品

制造企业的范围三排放大多来自产品在价值链下游被进一步M加工及使用的环节，因此企业需倡导绿色产品的生产，协助下游减少在这两个环节的碳排放。蔚来汽车 向其用户大力推广充换电服务，通过削减汽车生命周期所需电池的数量，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将电池能源集中储存在换电站，实现了能效提升。截至2021年3月，蔚来电动车累计换电200万次。此外，蔚来还宣布与中石化达成合作，充分利用中石化遍布全国的加油站网络推广蔚来换电站，蔚来第二代换电站建设全面开启后，预计到2021年底将累计布局500座换电站。宝武采用基于全生命周期评估的BPEI指数（宝钢产品环境绩效指数）对所售卖的产品进行可持续性评估，研发出面向电动车企的薄规格、高强度的无取向电工钢。无取向电工钢已装配120辆车，根据行业平均水平估算，将有效减排二氧化碳550万吨。

3.4 建筑业

建筑业是维系人类生活的重要基石，不仅提供了人们居住的楼房和使用的基础设施，而且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建筑业属于碳密集型行业，通常需要开采、制造和运输大量原料用于最终的建筑活动。建筑业的主要产品是建筑物，而建筑物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之一，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占到17.5%。因此，建筑业对地球气候的影响不容小觑。建筑企业可从建筑物的全生命周期出发，创造更加可持续的工作和生活空间，减轻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建筑企业需要关注三大高排放活动：所售卖产品（楼房和基础设施）的使用、原料供应和工地施工。对于建筑企业而言，范围一和二的排放主要来自工地施工，占比通常小于范围三排放。工地施工所产生的碳排放一般占建筑企业所报告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10%—20%。就范围三排放而言，其所售卖产品（即楼房和基础设施）的使用是一大排放源，占报告总排放量的40%—50%。因此，建筑企业设计和交付楼房及基础设施项目的方式会对其温室气体排放量产生重大影响。原料供应是另一主要的范围三排放源。对于混凝土（水泥、沙和砾石）、用于制造钢筋的黑色/有色金属和各类结构构件等大批量使用的原材料而言，原料开采的过程会对开采地和生产地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原料开采活动占建筑企业所报告总排放量的30%—50%。

为此，建筑企业可以从上述活动入手，即所售卖产品（楼房和基础设施）的使用、原料供应和工地施工流程，以削减大部分的温室气体排放，开展相应减排工作。

1.打造绿色楼房和基础设施

设计和建造建筑物的方式会对温室气体减排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世界知名建筑企业豪赫蒂夫当前已完成超过800个经认证的绿色建筑和基础设施项目，并以高效运营和资源节约型的建造方式著称。例如，豪赫蒂夫在威尔希尔大厦项目的早期规划阶段，便纳入DGNB或LEED（能源与环境设计先导）等认证体系，将威尔希尔大厦建造成符合LEED金级认证这一高标准的豪华酒店，为其配备了创新型照明和气候系统等特色功能，大幅降低了楼宇整体能耗。

阿亚拉集团是菲律宾领先的多元业务集团，作为阿亚拉集团旗下的房地产开发和建筑企业，阿亚拉地产采用被动式降温和可持续建筑设计，在规划和建造环节便确保建筑物的公共区域采用自然采光和通风，并结合其在地产项目中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推广使用，成功实现二氧化碳当量121,951吨的减排效果。截至2020年底，阿亚拉地产已推动57栋建筑采用可再生能源，占旗下可出租商场和办公面积的63%，二氧化碳当量净减排达154,403吨。目前阿亚拉地产旗下商业地产的可再生能源占比已达到47%。非洲建筑企业朱利叶斯·伯格公司率先将环保标准引入当地建筑领域，打造符合LEED等认证标准的绿色建筑，设计并建成了尼日利亚阿布贾国民议会大厦，并在该建筑中充分采用了节能增效的设计。

2.选择绿色建材供应商

对于建筑企业而言，不管是改进建材的获取和使用，还是选择更可持续的、合适的替代性材料（如可再利用或循环回收的材料），相关机会比比皆是。除此之外，装配式技术也被众多建筑企业广泛采用，该技术指建筑企业可按需从工厂定制模块化材料，而非在建筑工地制造，防止因材料生产过多而造成能源浪费，并通过缩短项目工期来降低工地能耗。科特亚公司率先在全球采用装配式建筑，在印度等多国完成了GKNM医院和Infosys商业空间等装配式项目，由于增加了预制木材和预制混凝土等可持续建材的使用，建造速度比传统工期快50%，相应地也大大降低了能耗。

3.降低施工现场碳排放

除了强化楼房与基础设施的绿色设计以及采用绿色建材外，建筑企业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减少建筑工地上产生的直接排放。

采用可再生能源：多家建筑企业在建造过程中利用可再生能源供电。万喜集团近年来不断增加可再生能源使用量，而这主要得益于其施工现场建造的光伏电站。此外，万喜集团也在工地上引进部分混合动力机器，并尝试将氢气、沼气等替代燃料作为多用途车的动力来源。上述举措落地后，202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占万喜集团总用电量的17%，而且预计未来这一比例将进一步提升。

提升能效率：优化作业流程和采用合适的节能增效技术也有助于实现建筑工地的碳减排。利马克集团 通过利用提升供暖、制冷、空调和热传导效率的技术，并采取适当的隔热措施，将热量损失降至最低，避免了用电损耗。此外，利马克也对施工作业流程进行优化，尽量减少照明系统的不必要使用，关停工地内空转车辆和发动机，定期校准测量仪表，并大力推广节能照明和感应照明系统。在2018至2019年间，利马克每个工时单位能耗的同比增速降低3%（从0.109吉焦/小时降至0.106吉焦/小时），结束了多年的两位数增长。

3.5 数字信息产业

数字信息产业，尤其是其中的互联网与科技公司，为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影响着人们的沟通交流、经贸活动以及日常生活。在先进技术的助推下，每日都有海量信息通过互联网传输，这一“电子巨无霸”也成为了当今世界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尽管数字信息产业自身的碳排放强度较低（如果仅将范围一和二纳入考量），但鉴于互联网和相关技术对各行各业公司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数字信息产业仍需为价值链上下游的碳排放（范围三）承担起相应责任。此外，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流量用量的激增，网络、信息通讯和消费类电子设备制造流程，以及数据中心所产生的能耗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二至三倍。

从碳排放活动来看，数字信息产业公司并非范围一的高排放企业——范围一排放主要来自自有汽车使用的汽油或柴油燃烧。各公司最大的排放源因其业务领域而异。通常来说，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产生的范围二排放较高，而科技公司产生的范围三排放量更大。

互联网公司最大的碳排放来自数据中心（范围二8）。以百度为例，数据中心产生的碳排放约占其所报告总排放量的80%。来自世界各地数据中心的海量数据传输至互联网公司的服务器，产生的总耗电量占全球电力消耗的1%左右。

科技公司，如Alphabet（谷歌母公司）、微软和苹果公司产生的碳排放更多来自范围三，即所售卖产品和设备相关的碳足迹。与所售卖产品相关的碳排放定义较为宽泛，涵盖从原材料、生产、进出货运输、零售到终端客户使用和处置产品的方方面面。其中，原材料、生产和终端客户使用是公司最大、最易测量的碳排放源。

因此，数字信息产业常见的减排举措主要聚焦上述排放源——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产品生命周期的碳足迹、以及供应链所带来的相关气候影响。除了这些领域以外，该行业的诸多公司正积极削减差旅、员工通勤和办公楼用电产生的碳排放，以期在短期内快速取得减排成效。

头部互联网公司通常多措并举，推进数据中心的减碳进程。通过技术升级提高能源效率是其中最有力的抓手，而采用可再生能源是另一种潜在方案。

数字信息公司还可以通过在生产流程应用碳减排技术来减轻对气候的影响。PC制造业务中使用了低温锡膏（LTS）制造技术。低温锡膏工艺可将印刷电路板组装工艺的能耗和碳排放量减少35％。该创新已通过技术论文和协会向同行和竞争对手公开分享。截至2021年4月，联想已售出超过3,700万台使用低温锡膏生产线生产的笔记本电脑，并且将超过90%的ThinkPad和超过20%的IdeaPad笔记本电脑切换为使用该工艺。

推广节能设计和举措：此外，MS公司还可以在产品设计中，甚至在产品推出后，通过后续的升级，进一步降低产品能耗。微软的工程团队在Xbox360上市后，通过后续优化，降低了产品的待机功耗，使产品能耗降低60%。下一代产品Xbox360 One的处理器设计相较上一代节省了30%的能耗。为了减少能源消耗，提高能源利用率，联想合肥工厂在2020年实施了空调系统水蓄冷和直供电等重大的节能项目。2020年，这些项目共节省了412.5万千瓦时的电量。联想武汉工厂的深冷制氮项目在2020年8月投入使用，完全取代了变压吸附制氮技术。对于氮气需求量大的制造工厂，深冷制氮技术比变压吸附技术每单位气量可节约0.05度电。这一项目的实施对武汉工厂实施能源优化和绿色制造工厂发挥了重要作用。百度智能云天工平台依托物联网（IoT）和机器学习技术，帮助建设节能建筑并推动在线智能控制系统。百度通过天工平台和设备画像技术，根据峰谷电价、区域人员分布、天气温度及其它环境数据，实现对建筑设备的整体模式控制，从而提前进行模式切换以降低建筑能耗。相比原有的运行方式，新系统的能耗降低了20%以上，节电超过150万千瓦时。

产品制造的供应链是数字信息企业另一主要的范围三排放源。作为价值链中的关键决策者，数字信息企业可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和行业资源来建议、支持和推行气候友好型工业流程。

监测并约束供应链上的碳排放：数字信息企业可以为供应商制定具体的排放标准或目标。例如，微软通过制定《供应商行为准则》来解决供应链的碳排放问题，该准则要求每个供应商对三个范围的排放量提交报告，同时还将内部碳税的征收范围扩大至范围三的排放方，以便进一步跟踪监测。与之类似，联想要求一级供应商依据全球标准汇报碳排放情况，在联想的影响下，约90%的直接供应商（按支出计算）制定了公开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为供应商减排提供帮助：除了监测供应链的碳排放，公司还可以提供额外的资源和支持，引导供应商走上碳中和的道路。为解决供应商在能源优化领域缺乏专业知识的问题，谷歌推出了一项技术试点项目，帮助中国供应商更好地跟踪和管理工厂能效，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以谷歌供应商伟创力为例，在谷歌引入专家帮助诊断和指导实施能源管理方案后，伟创力自2017年以来年均节电600万千瓦时。联想组建了专门的全球供应链可持续发展团队，帮助供应商

实现可持续发展。从2021年开始，联想面向供应商发出了有关科学减排的问卷调查，了解并分析了供应商在设立科学减排目标方面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并根据供应商的需求举办了培训课程。截止2021年4月份，这一系列相关举措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成功鼓励了采购支出高达3.6亿美元的几家关键供应商已经或准备做出科学减排的承诺。

员工差旅和通勤产生的碳排放量可能不及数字信息业的上述其它活动，然而由于差旅需求旺盛且人员规模日益壮大，数字信息产业的绝对碳排放量相较其它行业更为突出。

差旅：数字信息公司可以多措并举减少碳足迹，例如优先采用线上会议、减少航空旅行、限制商务舱旅行等。为了确保这些措施有效，公司应当制定相应的规则并提供后台保障。

通勤：诚然，鼓励员工选择更加绿色的通勤方式就能对减排事业大有裨益，而提供相应的配套支持机制将远比纯粹依靠内部宣贯更具说服力、效果更加立竿见影。以Facebook为例，该公司不仅鼓励“绿色通勤”，还提供切实支持，为骑车通勤的员工配备淋浴设施、提供共享出行资源等。在这些举措的鼓励下，Facebook主园区近半数的员工选择了绿色通勤方式。在气候议题上更为积极进取的公司还可以借助多种其它机制来减少相关碳足迹，如提供电动班车、在园区内建设电动车充电站、实行居家办公政策等。

办公楼用电是科技公司的另一大范围二排放源。科技公司可以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和建材，提高能效，加快办公室的碳减排步伐。

优化能源结构：科技公司可以通过购买和/或投资可再生能源来优化办公室用电的能源结构。Facebook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的总部采用100%可再生能源，如安装了三兆瓦（MW）的屋顶太阳能系统。

使用可持续建材：使用可持续建筑材料同样能够帮助科技公司实现办公楼碳减排目标。京东总部的三星级绿色认证2号楼的玻璃幕墙采用Low-E夹层玻璃，将可见光反射比降至0.2以下，从而将热量保持在建筑物内，以减少电力需求。

提高能效：科技公司还可以采用智能楼宇管理系统以及高效的照明和供暖/供冷系统，鼓励员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Facebook安装了高效的供暖、供冷系统和办公设备，并通过先进的楼宇管理系统监测建筑性能，从而优化能源效率。

3.6 金融服务业

金融服务业在经济碳减排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其它行业影响广泛且深远。尽管金融业的排放强度相对较小，但所管理的资本对各行各业都至关重要。金融机构的融资机制可以对全球碳中和转型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可提供针对可再生能源项目、能源效率提升计划等碳减排项目的资助，并对不符合排放标准或《巴黎协定》碳中和目标的项目实行融资限制。

数据中心及办公楼用电是金融服务业的主要碳排放源之一。金融业的范围一（包括自有车辆及其它设备的燃料燃烧）排放相对较少。范围二主要指为自有办公楼和数据中心外购的电力，而范围三的排放主要涵盖外包数据中心、员工通勤、差旅以及与金融供应链和产品相关的其它排放活动。数据中心用电（约占总披露排放的30%-40%）、办公楼用电（约10%-20%）以及员工通勤和差旅（约10%-20%）是金融业最主要的碳排放源。除自身运营产生的碳排放外，金融机构还应关注其投资组合的碳排放量。尽管测量不同资产类别的碳排放量是整个金融业面临的难题，金融机构仍需日益重视其投资活动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因此，金融机构应当多管齐下，降低自身碳排，并努力降低被投企业产生的气候影响。

降低数据中心电力消耗，减少碳排放：金融机构可以多措并举推动数据中心碳减排，并评估外包数据中心供应商的碳足迹。

降低办公楼电力消耗，减少碳减排：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利用可持续建材、提高能源效率来实现办公楼碳减排。

减轻被投企业的碳排放影响：金融机构，包括各类政策性银行，可以制定或提高碳排放相关标准，据此评估被投企业的气候及社会风险，从而决定继续或终止投资。此外，金融机构还可以开发金融工具来鼓励和帮助客户碳减排，积极参与碳交易，协助建设活跃、健康的碳交易市场。

开发绿色金融产品/绿色投资基金，鼓励机构客户向更可持续的经营模式转型。金融机构可以开发一套完整的绿色金融解决方案，协助重排放行业逐步脱碳，推动可再生能源、清洁技术等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实现创新发展，探索包括绿色债券、绿色贷款、绿色担保、绿色项目融资、绿色融资租赁、绿色资产抵押证券、绿色商业票据及绿色股权投资基金等一揽子碳减排解决方案，帮助企业购买清洁技术金融产品，开展能效优化项目，亦或投资于可再生能源及其它减碳项目。如渣打银行帮助客户发行了总额约183亿美元的绿色债券、社会债券及可持续发展债券，绿色和可持续贷款发放额同比增长9倍，贷款总额从32亿美元增至291亿美元（2019年与2018年数据对比）。

参与碳交易。兴业银行与中国七个碳交易试点合作，提供存管、清算和结算服务，而且为有意向从事碳汇交易的公司提供中介服务。此外，金融机构还可以联合政府部门及资产管理公司，共同开发期权、掉期、期货、指数产品、资产抵押证券等碳相关金融衍生产品。

开发性银行可以承担更多的绿色融资义务，探索主权融资和/或多边融资产品,承担更多的绿色融资义务。开发性银行依托其主权和非营利背景，享有较低的融资成本，并致力于为有利于人类发展、创造积极社会影响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而气候和环境正是其关注领域之一。开发性银行能够以比其它机构低约90个基点的利率向符合绿色金融标准的企业/项目提供资金，并且还可承受较低的收益率和较长的投资期，契合绿色项目的长期建设需求。能源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抓手和先行领域。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开发银行”）积极支持低碳清洁能源发展，稳步推进涉碳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探索推动碳汇经济发展，服务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综上，开发性银行应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在绿色金融领域产生更大影响力。

开发主权/多边绿色金融产品，为全球气候行动贡献力量。非洲开发银行（AfDB，下称“非开行”）与境外的政府养老投资基金（GPIF）等海外投资者结成伙伴关系，共同应对非洲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融资问题。非开行与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建立了基于绿色债券框架的伙伴关系，向基金的外部资产管理人提供独特的投资机会，为非洲的气候变化缓解和适应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为政策和区域发展规划提供值得信赖的咨询服务。国家开发银行积极参与北京市政府、厦门市政府和青海省政府等多个地方政府的绿色金融发展规划，重点促进清洁能源和环保项目融资。

对于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小额信贷机构等拥有对私业务的金融机构而言，可考虑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来引导个人客户。例如，兴业银行提供利率较低的特殊用途类抵押贷款产品、住房贷款和个人贷款，用于鼓励个人客户购买符合绿色建筑标准的房产和电动汽车。

从事直接股权投资业务的机构可以减轻被投企业的气候影响。私募基金等投资机构可以要求被投公司定期报告碳减排进程，设定具体的减排目标，根据自身资源网络提供技术或专家支持，通过投资组合管理减轻气候影响。国际领先私募股权基金KKR于2008年推出了绿色解决方案平台（GSP），旨在帮助高排放被投企业追踪排放情况，获得能源或气候专家支持，采用最佳实践方案来向更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转型。

四、企业碳中和路线图

全球变暖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威胁与日俱增，不同国家和行业的领军企业已着手采取切实行动来减轻气候影响。在这些先驱力量的带领下，预计更多企业将循着节能减碳的道路坚定前行，为全球碳减排事业贡献力量。诚然，各行业的现状有所不同，但九大重点举措为后续更加个性化、细化的净零排放路线图奠定了基础。这些举措涵盖目标规划、内部运营以及价值链合作维度，各行各业的企业均可以在此基础上制定更加具体详实的净零转型方案。

1.盘查并设定碳中和目标

全面细致的碳盘查有助于企业把握整体碳排放情况，甄别碳减排机会点。设置短期和长期的科学减排目标同样至关重要，能够确保所采取行动切中要害且行之有效。

2.优化运营能效

用电是企业的一大碳排放源，企业可以从业务运营流程入手，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例如，升级现代化工具和设备，优化工作流程与方法，部署电力监测及管理系统，开发废弃物循环利用机制。

3.增加业务运营中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采用可再生能源供电已成为企业普遍认可的减排方式，能够有效降低运营活动中的碳排放。企业应积极部署屋顶光伏发电系统等自有可再生能源系统，或从外部电厂直购绿电。

4.打造绿色建筑

推动工厂、中心、分支机构和办公楼日常运营减排是企业碳减排的另一有力抓手，部署电力管理系统、传感器和LED系统是其中关键的第一步。与此同时，企业可采用能效更高的供暖供冷系统，进一步降低建筑用电。

5.倡导绿色工作方式

企业可以鼓励员工践行绿色工作方式，促进业务碳减排。通过引导员工节约用电、减少不必要的差旅等举措，建立绿色工作规范。

6.助力供应链脱碳

上游供应链方面，企业必须认识到，选择可持续的供应商，即采用可持续材料、流程和物流的供应商，是构建可持续价值链的重中之重。

7.设计可持续产品

企业应当履行自身义务，协助下游利益相关方实现碳中和目标，而设计更具可持续性的产品是企业的重要着力点。绿色设计有助于减少产品使用阶段的碳排放，还可以通过可持续运营推动生产流程减排。

8.采用下游绿色物流服务

下游物流是企业削减下游碳排放的另一重要考量因素。通过车辆电气化、使用可持续燃料、提升能效等手段促进自有车辆脱碳，亦或与环保型飞机、船舶和车队供应商合作，都是值得企业借鉴推广的举措。

9.推出助力其它行业脱碳的产品及服务

除推动自身产品节能减排外，企业还可以推出产品及服务，帮助价值链其它利益相关方脱碳，诸如生产电动汽车或光伏逆变器、提供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等措施，都将极大地促进下游价值链碳减排。

在制定细化碳中和路线图时，企业应按照重要性及难易度确定行动的轻重缓急。此外，还应根据所处行业具体情况考量各项举措，确保路线图切实可行。

五、气候技术投资展望

为实现碳中和目标，高瞻远瞩的企业正纷纷提前布局、投资气候科技，为更长远的人类命运造福。我们提出值得企业和投资者关注的九大潜在气候投资方向：

1.自动驾驶技术

L4/L5级自动驾驶意味着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科技企业、整车厂和领先投资者都坚信这项技术不仅有望改变人们的驾驶行为和出行模式，还将为实现碳中和做出重大贡献。基于大数据和5G的车对车（vehicle-to-vehicle）、车对设施（vehicle-to-infrastructure）互联将有助于政府改善道路交通规划，减少交通拥堵，并提升车辆能效。

2.碳捕捉、利用和存储（CCUS）技术

CCUS技术是指从化石燃料、生物质或大气中捕获二氧化碳。其中未加利用的二氧化碳经压缩后，可注入深层地质结构中进行储存。CCUS技术目前主要在经济性上面临挑战：将二氧化碳从混合气体中分离出来的成本代价高昂；往油井加注二氧化碳仅在油价高时具有商业可行性，油价下跌时则存在问题。此外，CCUS技术的安全性及其对土地健康的长期影响也一直存在争议。

3.电动车技术

电池既是电动车最核心的部件，也是有望在技术上实现最大突破的领域。电池制造商和投资者正积极研究固体电解质等技术，以减轻电池重量和提升电池效率，并致力于寻找锂电池的替代品，从而避免因有毒化学品泄漏而危害环境，同时还在不断探索无线充电等其它技术。

4.储能技术

储能技术指利用储能介质、储能变流器和控制软件来平衡能源供需波动的技术。随着太阳能、风能和其它分布式能源的占比不断提升，储能技术对于保障电网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至关重要。开发可规模化应用的经济型解决方案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5.氢能与燃料电池技术

氢能不会产生温室气体和噪音污染，且颗粒物排放少，因此逐渐被视为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技术。而未来氢能的诸多应用皆需借助燃料电池将氢气转化为电能。当前研发的重点在于避免高压氢气泄漏自燃的风险，提高能源转化效率并最终降低成本。

6.绝热材料

外墙隔热和屋顶隔热是提升建筑能效的关键。尽管真空隔热板已在部分建筑得到部署，但其大规模推广仍受限于较高的成本。此外，关于纳米多孔材料、相变材料和防辐射材料等其它创新型绝热方案的讨论也方兴未艾。

7.高效光伏发电材料

目前大多数太阳能电池板的转换效率仅为15%—20%。电池的制造材料影响着光电转换率。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效率，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正在逐步探索单晶硅、多晶硅和碲化镉等经济型材料。

8.海上风电技术

尽管海上风能在欧洲已有30年历史，但由于其初始投资和维护成本较高，对于许多国家而言仍然是新生事物。随着海上风电场向更深、更远的海域发展，投资者应重点关注如何在成本增加和发电量提升之间取得平衡。

9.超导技术

超导技术为多种应用奠定了基础。高温超导磁悬浮列车的维护成本低、安全性高、环境污染少。此外，金属加工企业正在探索如何利用直流超导感应加热装置来提升效率。采用高温超导技术的熔炉有望实现单晶硅的规模化生产，最终有利于光伏产业的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曾指出：“企业需要将气候风险纳入长期规划，机构投资者应当分析和对冲气候引发的风险，正视汇报与ESG目标间的权衡取舍。”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预计到2030年前，中国碳减排需每年投入2.2万亿元；2030年到2060年，需每年投入3.9万亿元。显然，这仅靠政府资金远远不够，需要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参与。

推动实现“双碳”目标将激发巨大的绿色投资需求，绿色投资有望成为未来险资运用的主赛道。这需要保险业不断探索绿色投资新路径，在进行对被投企业进行前期调研时更为专业化地评估其减排举措喝碳中和线路图，为绿色项目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