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碳”目标的背景及意义

工业革命以后，由于现代工业社会过多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导致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引发温室效应，带来地球气候变暖。尤其是在过去50年，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疾病传播等，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日益加剧，发展低碳经济刻不容缓。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双碳”目标的推进将带来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影响中国未来40年的发展方向。

国内政策对于低碳发展设定了多项具体目标，低碳迎来确定性的发展机遇。从中国碳排放构成来看，电力行业是最大来源，工业与制造业生产活动为第二大碳排放来源，合计贡献了中国碳排放总量的70%-80%。因此，改变能源结构的新能源行业以及控制供给和产能来减少碳排放的周期行业或将迎来确定性的发展机遇。

1.1 “双碳”目标的科学内涵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提出的行动目标。深入理解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从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入手，明确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科学内涵。

1.1.1 什么是碳达峰

碳达峰是指全球、国家、城市、企业等主体的碳排放在由升转降的过程中，碳排放的最高点即碳峰值。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碳达峰，碳排放进入下降通道。我国目前碳排放虽然比2000-2010年的快速增长期增速放缓，但仍呈增长态势，尚未达峰。

根据2018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1.5℃特别报告的主要结论，要实现《巴黎协定》下的2℃或1.5℃目标，全球碳排放都应在2020-2030年尽早达峰。2015年巴黎会议前夕，我国承诺2030年左右实现碳达峰。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一般性辩论时宣布中国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1.1.2 什么是碳中和

碳中和是指人为排放源与通过植树造林、碳捕集与封存（CCS）技术等人为吸收汇达到平衡。碳中和目标可以设定在全球、国家、城市、企业活动等不同层面，侠义指二氧化碳排放，广义也可指所有温室气体排放。对于二氧化碳，碳中和与净零排放概念基本可以通用，但对于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情况比较复杂。由于甲烷是短寿命的温室气体，只要排放稳定，不需要零排放，长期来看也不会对气候系统造成影响。

根据IPCC特别报告，要实现《巴黎协定》下的2℃目标，要求全球在207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而实现1.5℃目标，则要求全球在205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

1.1.3 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

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值和气候极端值出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变化。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出现了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系统性变化。IPCC近日公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评估报告，首次明确指出“人类活动导致了气候变化”。2011-2020年全球地表温度相较工业化前水平增加约1.1℃，比过去12.5万年中的任何时期都要热，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达到了200万年以来的最高值。2020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约1.2℃，是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第二暖年份。近百年来，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了0.89℃。气候变化的速度与强度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成为当今影响最为深远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

全球变暖除了直接导致气温升高，影响人们生命健康外，还会增加地表蒸发量，改变降水分布，在造成干旱和洪涝的同时，引发粮食安全问题；也会导致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威胁人类生存环境。全球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距海岸线200公里以内的地区，世界级的大都市几乎都是沿海城市，海平面上升将严重威胁沿海城市和岛屿的安全。以上海为例，未来30年，上海濒临的东海海平面可能会升高7.5到14.5厘米，部分沿海区域将被淹没。当全球温升超过2℃时，将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造成生物多样性断崖式下降。

1.1.4 气候变化的应对途径

人类减缓气候变化，主要是通过经济、技术、生物等各种政策、措施和手段，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增加温室气体汇。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途径主要是改变能源结构，控制化石燃料使用量，增加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提高发电和其他能源转换部门的效率；提高工业生产部门的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单位产品能耗；提高建筑采暖等民用能源效率；提高交通部门的能源效率；减少森林植被的破坏，控制水田和垃圾填埋场排放甲烷等，由此来控制和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增加温室气体吸收的途径主要有植树造林和采用固碳技术，其中固碳技术指把燃烧排放气体中的二氧化碳分离、回收，然后深海弃置和地下弃置，或者通过化学、物理以及生物方法固定。

从各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手段来看，可以实行直接控制，包括限制化石燃料的使用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限制砍伐森林；也可以应用经济手段，包括征收污染税费，试试排污权交易，提供补助资金和开发援助；还需要鼓励公众参与，包括向公众提供信息，致力于开发各种先进发电技术及其他面向碳中和目标的远景能源技术，等等。

此外，碳排放交易作为一种重要的市场手段，通过规定碳的实价或隐含价的政策能刺激生产商和消费者大量投资温室气体低排放量的产品、技术和流程，有助于减少排放。

1.2 我国“双碳”目标提出的背景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庄严承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列为年度重点任务之一。

为落实“双碳”目标，2020年12月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2021年八大重点任务之一进行了部署。随后，各部门如生态环境部、国家能源局、工信部、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等就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密集发声。碳达峰、痰中和目标成为全社会热议的新话题。

1.2.1 我国提出“双碳”目标的初衷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全球性挑战。我国为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一方面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目标的重要抓手；另一方面，也是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履行国际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从2020年9月22日在联合国一般性辩论发言，到12月12日纪念《巴黎协定》签署五周年在气候雄心峰会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在不足白天之内两次宣布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目标，不仅坚定了中国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决心，描绘了中国未来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也在国际社会展现了大国担当，为落实《巴黎协定》、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和疫情后绿色复苏注入了强大政治推动力。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实现“双碳”目标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是人口大国、制造业大国、进出口大国，2019年排放二氧化碳101.7亿吨，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8%，几乎相当于美国、欧盟、英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总和。据有关专家测算，若中国顺利实现“双碳”目标，全球碳中和的时间将提前5-10年，温升目标可降低0.2-0.3℃。这对坚定各国应对全球变暖的决心，共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

中国累计和人均碳排放量并不高，主动提出“双碳”目标彰显了大国担当和对人类命运真诚关切的天下情怀。发达国家上世纪已完成工业化，并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而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工业化进程，承接了发达国家高能耗产业。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承担了全球绝大多数商品的制造，但从累计碳排放量来看只占全球的12.7%，约为美国的一半。人均碳排放量仅有7.28吨，排在全球第44位。《巴黎协定》强调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有学者据此估算了各国享有的“碳配额”，美欧等发达国家早已透支了其“碳配额”，目前处于“碳负债”状态，而中国仍有一半以上的“碳配额”可用。发达国家做出碳中和承诺是其应尽的义务和历史责任，具有道义和法理上的双重压力。而中国提出“双碳”目标，是一种自主自愿的“公益”行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天下情怀，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从给全球视角看，2020年可谓是“碳中和元年”，各国在更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同时纷纷提出碳中和目标，全球开启了迈向碳中和目标的国际进程，对未来世界经济和国际秩序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中国作为大国绝不能踯躅不前，必须积极投入其中，并努力发挥引领者的作用。

1.2.2 “双碳”与生态文明建设

2021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会议上指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这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与生态文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从传统工业文明走向现代生态文明，是应对传统工业化模式不可持续危机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根本前提。同时，大幅减排，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又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

工业革命后建立的基于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工业文明，代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进步；但这种以工业财富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为特征的发展模式，高度依赖化石能源和物质资源投入，必然会带来大量碳排放和资源消耗，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和发展不可持续。这就要求大幅减少碳排放，及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从传统工业化模式向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模式转变，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绿色供给和需求在市场中“从无到有”出现，非绿色的供给和需求则不断被市场淘汰。中国宣布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并采取大力减排行动，就为加快这种转变建立了新的约束条件和市场预期。全社会的资源就会朝着绿色发展方向有效配置，绿色经济就会越来越有竞争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就会加快。

1.2.3 “十四五”规划目标对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性

我国“十三五”规划的总体目标中提出了低碳水平上升、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的要求。这是五年规划中第一次提到碳排放总量控制。这一时期，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绿色低碳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截至2019年底，我国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约48.1%，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3%，提前完成我国对外承诺的到2020年目标，为百分之百落实国家自主贡献，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主席更新了中国面向2030年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从总体目标到具体领域的细化和落实，向碳中和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应对气候变化已经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我国绿色低碳发展已驶入“快车道”。“十四五”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时间窗口。“十四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18%，更需要统筹绿色低碳与高质量发展，协调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组织编制“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专项规划，研究制定更详细的碳达峰行动方案，加快全国碳市场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并动员全社会力量，为碳达峰、碳中和的美好蓝图化为美丽现实不懈努力。

1.3 “双碳”目标推进的经济社会影响

党中央明确指出，实现“双碳”目标要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这对中国经济社会而言将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

1.3.1 推进“双碳”目标有望解决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

2019年，我国原油消费量6.3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为72%，是全球第一大原油消费国和原油进口国。进口原油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地区，前五大国占了进口总量的75%，中东局势动荡时刻威胁我国能源安全。此外，90%的进口原油需要海运，其中绝大多数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一旦发生战事马六甲海峡被封锁，中国将很快陷入原油短缺，导致工业和运输瘫痪，严重影响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

另一方面，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仅导致整体能源利用率低下，还带来巨大的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我国加大天然气进口力度，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2019年，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与此同时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也达到了43%。俄罗斯是我国重要的天然气进口国，2014年中俄签订30年天然气供应协议，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我国在本世纪中叶之前的用气安全，但2044年后能否续签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加快发展可持续能源，推动能源转型，既是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也是解决我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根本之道。若“双碳”目标顺利实现，2060年中国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将下降到15%以内，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1.3.2 推进“双碳”目标将带动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

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约占1/3，排放了40%的二氧化碳。工业碳排放强度是服务业的3-4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会进一步上升，有利于我国整体碳排放强度下降。但实现“双碳”目标仅仅依靠经济结构的自发调整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大力推动工业的绿色低碳转型。

一方面，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绿色低碳产业，替代化石能源及高碳行业。目前，化石能源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的85%，可再生能源占15%，到2060年可再生能源要达到85%，化石能源仅占15%。这意味着未来40年，光伏、风电、水电、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行业和新能源汽车、清洁技术等绿色低碳产业将迎来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煤炭、石油、传统汽车等高碳产业将逐步萎缩直至退出历史舞台。

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制造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当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后，制造业的竞争逻辑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工业文明解决了物质短缺问题，成本是制造业最关注的问题。企业生产成本足够低，就能以更低的售价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生态文明要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制造业要尽可能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实现产出，资源利用效率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当前，中国制造业得益于便宜的劳动力、齐备的产业链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以低成本优势在全球竞争中立足，但激烈的价格竞争让企业不敢进行长期投入。我国制造业普遍存在技术含量低、生产方式粗放、附加值低等问题，亟需转型升级。随着“双碳”工作的推进，碳交易市场不断扩大，碳税的预期也越来越强，低效率、高能耗的企业将面临越来越高的碳成本，最终被市场淘汰。而加大对现有产线升级改造，采用清洁技术，加强精细管理，提升生产效率，降低能耗水平的企业，将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成为行业龙头。

更重要的是，为达到“双碳”要求，目前绝大多数产品都将被重新定义：按照循环利用的理念设计，选择环境友好型新材料，采用清洁技术和“零碳”工艺。西方积累了数百年的工业流程面临重构，发达国家老牌企业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和中国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这是我国制造业实现弯道超车的难得机遇，只要率先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就能在设计、技术（专利）等环节取得先发优势，从而跃居价值链顶端，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1.3.3 推进“双碳”目标将对生产生活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低碳将重塑我们的价值观，深刻改变我们现有的生活。“碳”之于地球正如“糖”之于人类，在物质匮乏年代，人们都偏好高糖的食物，但如今大家都提倡清淡饮食，以保持健康的状态。同样，今天的中国已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物质充裕，人们对环境的关注越来越高，低碳理念会向健康理念一样，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自发的认可和践行。人们购买商品时不仅考虑价格，也会关注商品的含碳量。开大排量豪车不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是一种缺少环保意识低素质的表现。父母教育孩子随手关灯、节约用电的初衷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减碳。消费者对低碳产品的需求，将重构现有生产体系。

低碳产品与现有产品从设计理念到生产方式都有明显区别，将对现有生产体系产生颠覆式影响。生产传统产品成本是唯一的考量因素，而生产低碳产品，要兼顾成本和“碳足迹”。低碳企业早期的经营目标是成本可控范围内尽可能实现生产全流程“碳足迹”的最小化，逐步过渡到“碳足迹”为零约束下的成本最优化。低碳生产需要清洁能源，采用更多的清洁技术，这都需要对现有产线和生产流程做出相应调整，以满足低碳生产的需要。例如3D打印在碳排放和节约资源方面具有非常大的优势，但目前成本比减材制造要高，传统企业不会采用，但低碳企业有很强的动力率先试用。此外，员工的激励考核机制也要与低碳发展相适应，以前只考核业绩，现在要将碳排放纳入进去，生产各个环节都要为减碳做出贡献，这样才能实现生产全流程的低碳转型。

低碳生产将重新定义各生产要素比较优势，从而引发产业空间格局的调整。以电解铝为例，传统电解铝企业多分布在山西、内蒙古、新疆等产煤地区，煤电价格便宜，公司成本优势显著。然而近期，有公司将主要产能迁往云南，利用水电生产电解铝，以满足客户对产品低碳的要求。光伏作为未来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随着技术进步和产能扩张，发电成本还有很大下降空间。金属冶炼需要焦炭做还原剂，因此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要实现低碳生产必须用绿氢（可再生能源发电制取的氢气），当光伏发电成本下降和对低碳产品需求增加相交汇时，绿氢将取代焦炭成为冶炼工业重要的生产原料。鉴于氢气的储存和运输成本都非常高，可以预期金属冶炼产业将向光伏集中的西部地区迁移。

另外，产品的碳足迹成为重要的考量因素，产业链的分布也会发生改变。极低的海运成本是全球化分工的基础，但海运减碳的难度非常大，若按照现有产业链，在全球各地生产并组装，仅运输环节就会产生很大的碳排放。未来，为生产低碳和“零碳”产品，现有产业链将出现整合，向核心生产环节聚集，以减少和消除运输过程中的碳排放。

二、“双碳”目标下的转型发展路径

2.1 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面临的挑战

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时间，远低于发达国家50年到70年的过渡期，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还处于工业化、城镇化深化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大国，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前所未有。

2.1.1 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

从排放总量看，我国碳排放总量巨大，约占全球的28%，是美国的2倍多，欧盟的3倍多，实现碳中和所需的碳减排量远高于其他经济体。从发展阶段看，欧美各国经济发展成熟，已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绝对脱钩，碳排放进入稳定下降通道。而我国GDP总量虽跃居全球第二位，但人均GDP刚突破1万美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发展的能源需求不断增加，碳排放尚未达峰。要统筹协调社会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转型、能源低碳转型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难度很大。

2.1.2 时间短任务重

从碳排放发展趋势看，英、法、德等欧洲发达国家早在1990年开启国际气候谈判之前就实现了碳达峰，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在2007年左右实现碳达峰，这些国家从碳达峰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窗口期短则40余年，长则60-70年，甚至更长。而我国从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跨度仅有30年左右，显著短于欧美等国。我国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所要付出的努力和速率要远远大于欧美国家。

2.1.3 能源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转型任务艰巨

目前我国能源消费以煤为主，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不足16%。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能源系统在短短30年内快速淘汰占85%的化石能源，大规模发展可再生能源，实现零碳排放，这不是简单的节能减排可以实现的转型，而是一场真正的能源革命。如何统筹解决风、光等新能源大规模集中并网的电力系统安全问题，还面临较大挑战。

同时，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我国仍需高质量发展第二产业，但第二产业高耗能、高排放、低能效问题并存，转型升级任务紧迫而艰巨。

2.1.4 绿色低碳技术和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不足

近年来，我国绿色低碳技术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整体仍处于“跟跑”状态，绿色低碳重大战略技术储备不足，一些领域还受制于人，创新链与产业链协同保障能力不够，技术转化率偏低。

生态系统碳汇方面，我国森林质量整体不高，草原退化、土地沙化等问题突出。一些湿地及湖泊严重萎缩，生态功能降低或丧失。耕地固碳潜力未得到充分挖掘，碳汇调查监测基础工作薄弱，碳汇补偿和交易机制还有待健全。

2.2 可再生能源对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作用

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对于能源系统转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双碳目标意味着在今后较长时间，我国电力清洁化必须提速，以风电和光伏发电为主的新能源将迎来加速发展。

2.2.1 当前能源结构下的碳排放来源

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离不开能源结构调整的支撑，这需要厘清当前能源结构下的碳排放来源。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通过对人类活动进行分析，将碳排放来源主要划分为五大类，包括能源活动、工业生产活动、农业活动、林业活动和废弃物处理等活动。其中，能源活动是指在化石燃料的开采和化石燃料的燃烧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占总碳排放量的8成以上；工业生产活动是指在工业生产中二氧化碳排放之外的其他物理或化学反应过程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占比约15.4%。由此可见，能源活动和工业生产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当前人类活动产生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而能源活动以八成以上的碳排放量成为最主要的碳排放源。

2.2.2 优化能源结构是实现双碳目标重要举措

因此，优化能源结构，提高非化石能源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

“十三五”期间，我国新能源装机年均增长6000万千瓦，增速为32%，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2020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221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8.4%。截至2020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到9.34亿千瓦，同比增长约17.5%。预计2030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亿千瓦以上，规模超过煤电，成为装机主体；到2060年前，新能源发电量占比有望超过50%，成为电量主体。

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决策，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工作要求，聚焦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对推进碳达峰工作作出总体部署。

《方案》强调，要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为底线，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平稳过渡，稳妥有序、循序渐进推进碳达峰行动，确保安全降碳。《方案》提出了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等主要目标。《方案》要求，将碳达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方面，重点实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行动等“碳达峰十大行动”。

2.2.3 合理把握能源转型节奏

对于中国的国情下，能源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突变。在整个转型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多种能源之间的互补，而不是割裂开，比如清洁能源，或者风光为代表的非水可再生能源几年内要有多大的比例，必须站在综合能源系统、多能互补的角度来考虑，推动能源系统逐步向清洁化、绿色化、低碳化方向转型。在综合能源系统中，传统能源如煤电等化石能源需要注重与风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进行互补，推动可再生能源比例逐步提高，才能够减少弃风、弃光，更安全、高效、经济的发展新能源。

具体的路径，首先要研究风光资源丰富的地方（比如西北地区）、水资源丰富的地方（比如西南地区）及其他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地方，与传统化石能源发电如何进行互补，如何打包，在整体供能系统优化的情况下做方案、规划，逐步的进行供应侧的扩容。第二个路径，风、光等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打包后，还可以考虑各种各样的储能技术，包括在发电侧如何储能、在电网侧如何储能、需求侧如何储能，将储能考虑进去，再实现系统整体优化的分析和测算。下一步，要把需求侧各种不同类型的用户，哪些用户能用多少绿电，加装各类储能技术之后，如何能够按照风光等可再生能源的负荷曲线来用电，以及对应的潜力有多大等关键问题搞清楚。找出这类潜力，才能够使能源转型一步一步的按照这种路径落到实处。

2.3 健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综合施策，其中，建立碳交易市场体系必不可少。

2.3.1 碳交易的定义及机制

碳交易即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指一方凭购买合同向另一方支付以获得既定量的温室气体排放权的行为。通常由政府制定某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上限，然后授权或出售给企业有限额规定的排放许可证。在规定期限内，如果企业排放量超出许可证的上限，就必须在碳交易市场上购买排放配额；如果企业排放量低于上限，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多余的配额。碳交易市场通过设定碳排放价格，用利益调节机制促使企业增强低碳减排的内在动力，同时推动投资者向清洁低碳产业进行投资倾斜，最终实现控制碳排放总量的目的。

2.3.2 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现状

当前国际碳交易市场方兴未艾，主要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已经建立或正在积极开发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其中以欧盟碳交易市场最为典型，其交易规模全球最大，年交易额近1700亿欧元，占全球碳市场份额的80%以上；交易产品丰富，包括碳减排指标、项目减排量等现货产品以及碳期权、碳期货、碳互换等衍生交易产品；交易主体广泛，涵盖国际多边援助机构设立的碳基金、政府双边合作碳基金、金融机构及个人等。总体来看，碳交易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欧盟的低碳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2.3.3 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现状及特点

我国自2011年起在深圳、广东、北京、上海、天津、湖北、重庆、福建等地进行了碳交易试点，十年来，各试点碳交易市场取得重要进展。碳交易覆盖主体不断拓展，囊括了电力、钢铁、水泥、建筑、交通运输、有色、造纸、石油化工等行业的重点排放企业，部分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外资企业与金融机构也参与其中；碳交易规模逐年上升，截至2020年底，各试点碳市场的配额现货交易累计成交4.4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额104.31亿元；重点排放企业形成自我约束，履约率达90%以上；初步形成了遵循市场规律的碳交易价格形成机制，区域碳交易价格差别逐步缩小。碳交易试点推动了重点排放企业节能减排，强化了这些企业低碳发展的意识，重点排放企业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均呈现下降势头，各试点地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能力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地方试点工作在碳市场能力建设、配额分配、碳排放监测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为建设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奠定了基础。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我国建立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的时机日益成熟，今年7月16日，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正式启动，这是我国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目前，全国碳市场由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承担系统账户开立和运行维护等具体工作，湖北碳排放交易中心负责登记结算系统建设。总体来看，全国碳市场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市场导向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碳交易市场交易价格、交易方式、交易主体均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同时政府做好顶层设计，为市场提供配额分配和精准服务，及时解决市场交易的堵点难点，这是我国碳交易市场能够获得长远发展的重要保障。二是立足实际与统筹推进相结合。鉴于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碳排放行业分布实际，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以电力行业作为起步试点，这是由于电力行业碳排放量较大，年均排放量超过欧盟，且以大企业为主，产业关联度强，行业数据管理规范、碳排放计量基础好且易于核实，配额分配相对简便易行，市场交易相对顺畅。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要与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相关政策相统筹，与其他资本市场建设相统筹，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统筹，这保障了碳交易市场的协同性与联动性。三是全国市场与地方试点相结合。全国碳交易市场建立后，各地方试点继续同步发展，没有进入全国碳交易市场的行业企业继续通过市场化方式参与地区碳市场，进行碳排放管理，并为纳入全国统一市场做好充分准备，这使我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和发展具备了可持续性。

2.3.4 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方向

也应看到，与欧盟成熟的碳交易市场相比，我国碳交易市场建设起步晚，金融化程度和市场参与度不足，规模小且交易品种少，政策配套体系不够完善，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还需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不断发展并逐步成熟。当前阶段应重点关注以下工作：

第一，合理设计碳交易市场管理模式。应结合“双碳”目标，政府或其授权的权威部门合理确定全国碳市场的行业碳排放总量和配额，分配碳排放权，开展碳排放量的检测与核证等，适时引入配额有偿发放机制，对新建企业的排放额度可预留，并按先进技术的标准分配排放权。制定市场交易规则，加强对碳排放权划转、交易备案、供求信息、年度总量指标完成情况汇总等方面的市场管理与完善。

第二，大力培育碳交易市场的供需双方。加强对碳交易市场的宣传，成立相应的行业中介组织，对企业进行相关知识培训和能力建设，鼓励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碳交易市场；扩大碳交易行业范围，将更多的制造行业、交通运输行业乃至非工业行业纳入进来；审慎设计更多碳交易现货及期权期货等衍生产品，丰富市场交易品种，增加供给，提升市场活跃度。

第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配套。出台细致、可操作、可执行的绿色金融服务配套政策，鼓励金融部门与产业部门合作，建立起碳基金、碳配额质押贷款、碳保险、碳证券、碳信托等一系列以创新金融工具为组合要素的碳金融体系；在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基础上，制定《碳排放交易法》，为碳交易市场运行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加强碳交易市场监管，协同建立交易监管机制和风险管理机制，规范并强化碳交易信息披露制度，建立有效问责机制，加大对扰乱市场等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第四，加强碳交易市场国际合作。碳交易市场的长远发展既要立足国情，也必须借鉴国际碳市场发展的先进经验，在开放合作中不断加以完善。加强与国际碳交易平台的合作，扩大市场外资准入，鼓励外资以参股方式参与我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在审慎监管的基础上争取国际碳交易金融机构投资我国碳交易市场，拓展外部需求；加强在技术标准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为制定碳排放标准以及核算碳排放量提供符合国际惯例的标准依据，为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国际开放奠定基础；注重人才交流，将人才引进与国际化培养相结合，满足碳交易市场发展的人才需求。

三、“双碳”战略下保险资金的投资机遇

“双碳战略”的推进将是本世纪最大、最深远的投资主题，将深刻影响国内经济增长模式，推动金融市场投资逻辑发生重大变化，并催生崭新的投资机遇。

3.1 绿色金融如何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

“双碳战略”是未来确定的投资主题。做好投资要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金融环境异常复杂，而“碳达峰、碳中和”是少有的全球共识，是未来全球经济运行和资本市场不确定性中最大的确定性。“双碳战略”将引发电力能源结构变革、交通能源结构变革、能源传输结构变革，以及环保技术变革，这四大变革都将带来巨大的投资机遇。

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提出碳中和目标。但相比之下，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任务显得更为艰巨。

双碳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和推动。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研究，中国2030年实现碳达峰，每年需要资金3.1万亿—3.6万亿；若要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需要在新能源发电、先进储能和绿色零碳建筑等领域新增投资至少139万亿。

中国高度重视金融在绿色与低碳发展中的作用，是最早发展绿色金融的国家之一。过去五年间，中国积极构建绿色金融政策框架，支持绿色与低碳发展。截至目前，中国绿色贷款余额接近14万亿元，绿色债券存量规模接近1万亿元，均位居世界前列。同时，中国绿色金融资产质量整体良好，绿色贷款不良率低于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水平，绿色债券尚无违约案例。

绿色发展成为疫情后国际经济复苏的亮点，中国是绿色复苏的积极践行者。2020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GDP突破100万亿元，单位GDP能耗持续下降，清洁能源消费量占比较2019年提高1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在应对疫情期间，仍然坚持了绿色发展的主基调。绿色金融发挥重要作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复苏做出了贡献。

3.2 保险资金与绿色投资高度契合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末，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约为22.17万亿元。保险资金具有数量大、期限长、来源稳定等特点，而绿色产业发展周期普遍较长，与保险资金长久期的特征相匹配，因此保险资金也能够在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保险资金属性与绿色投资天然契合。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变革往往需要大量长期资金的支持，并且能够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与资本市场中其他资金相比，保险资金具有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等特点，资金属性与绿色投资天然契合，保险资金运用通过聚焦绿色投资，能有效突破优质资产供给不足的困境。保险资金应积极投资节能环保、清洁能源、清洁生产领域，引导生产要素向绿色低碳产业集中。

此外，保险资金运用的全品种投资优势能够在绿色投资中充分彰显。随着监管政策对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不断拓宽，在“双碳战略”下，保险资金作为长期价值投资的典型资金，能够发挥全品种投资优势，为经济中长期发展和增长模式的转型注入更大的活力。未来，在监管允许的条件下，险资也可以在绿色衍生品投资和碳交易排放上有更多投资机会。

3.3 保险业“双碳”投资的初步尝试

对于保险资金而言，一方面可以通过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资产支持计划、私募股权基金、产业基金、信托计划、PPP项目等形式，参与能源、环保、水务、防污防治等领域的绿色项目投资建设；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投资绿色债券等金融工具，参与绿色金融试验区等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支持绿色金融发展。

今年6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就《中国保险业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倡议书》向业内征求意见。倡议书提出，保险业发挥保险资金规模大、期限较长等优势，通过债权计划、股权计划、保险私募基金等方式，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碳节能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等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

目前保险业已积极展开行动助推绿色发展。今年4月，中国太平旗下太平人寿委托太平资产以22.5亿元成功参与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核能发电是一种低排放、高效率的新型能源，具有环境友好、高效稳定、年发电小时数高、经济性好等多重优势，作为零碳排放的电源类型，核能发电对于“碳达峰”“碳中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太平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保险资金支持国家战略实施的又一重要实践。太平财险也积极支持风电和太阳能项目，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优化能源结构和布局。

中国人寿也将气候变化与环境表现作为投资决策的核心考量因素之一，积极投资节能环保、清洁能源、清洁生产相关领域，通过资金流向引导生产要素向绿色低碳产业集中。据统计，2020年，中国人寿新增绿色投资金额达306亿元。据介绍，中国人寿与华能集团、国家电投等机构共同出资设立的两只清洁能源基金规模已经超过120亿元，特别是与国家电投联合推进的国家级清洁能源项目，建成投产后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绿色电力，保障2022年北京冬奥会绿色用电需求。

今年5月，中国太保旗下长江养老发行了首只ESG保险资管产品——金色增盈6号，填补了养老保险资管领域在ESG产品发行方面的空白，将金融“活水”持续注入绿色发展领域，引导投资者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共享可持续发展成果。至此，长江养老成为国内首批发行ESG产品的养老保险公司之一。据悉，该产品为固定收益型组合类保险资管产品，重点关注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内容，优先选择在ESG方面表现优异的债券主体进行投资。该产品面向陆家嘴金融城区域的金融机构定向发行，部分管理费收入将由长江养老定向捐赠给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基金会，用于支持陆家嘴金融城“碳中和”绿色低碳事业及服务长三角产业发展。

此外，国际方面，近期瑞士再保险宣布将包括绿色、社会及可持续债券敞口扩大至40亿美元的减碳目标，同时增加社会及可再生基础设施投资至7.5亿美元。

保险资金应把“双碳战略”作为最核心的投资策略之一。“双碳战略”的推进将是本世纪最大、最深远的投资主题，将深刻影响国内经济增长模式，推动金融市场投资逻辑发生重大变化，并催生崭新的投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