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 本课题为整理和学习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前国开行行长陈元在“中国债券资本市场四十人论坛第一届峰会”中所作题为“科技和资本”的视频演讲。

内容摘要

当前全球经济竞争不断加剧，国际贸易环境日益复杂，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围绕科技创新的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尽管近年来我国的技术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但我国科研工作仍面临着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畅等诸多问题。

在当下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科技领域的短板使中国的竞争力大受影响，赶超的力度不强、能力不足成为关键痛点。而赶超的主要支撑是资本，这是人才之外最重要的支撑条件。

因此，需要让打好科技基础成为全社会的核心关切，同时要树立明确的目标，探索一条有效的科技与资本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建立能够有效支持科技发展的金融机制。

一、科技基础的重要性

1.1 科技是经济变革与发展的基本动力

“科技创新”一词来源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熊彼特在其发表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对创新的类型进行了分类，并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也是经济周期的主要原因。熊彼特在其论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具有独特性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最早对科技创新进行了系统性探索与研究并形成了独立的思想体系，包含科技创新动力要素、价值、社会影响等诸多问题，其科技创新思想和实践，对当代中国科技发展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启示和现实意义。对科技创新进行分析、研究应当挖掘马克思主义科技创兴理论中的现实价值，指导科技创新。

马克思认为，科技创新的动力源于社会需要，即科技创新的根本动力在于需求，因为有需求才会有生产。因此，新时期科技创新要仅仅围绕社会需求展开，要以市场发展需要、人民生活需求为基础进行科技探索与创新，要紧紧围绕当代中国发展需要展开研究与实验，有计划、有针对、有侧重地进行科技探索与发现。

马克思认为科技是推动经济变革发展的基本动力，即科技发展通过解放生产力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新型纺织机器的发现直接推动纺织业的诞生，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而逐步强盛。当下不能忽略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利用科技创新推动产业整合、优化、细化，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最终促使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唯物辩证观在其创新思想中也有所体现。马克思认为科技创新具有两面性，可以创新不仅推动了社会进步，还会使人类生存环境面临一定困境。因此，应注意科技创新带来的负面影响，妥善应对科技创新带来的环境问题，协调好效率和公平问题，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进行科技创新。

科技产生知识，成为知识的主体。知识就是力量，科技知识具有巨大力量和能量，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也推动科技和资本最终结合。知识推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科技知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资本市场的基础。

1.2 科技创新是国家繁荣与富强的关键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一个民族要想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国家要想实现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幸福，科技创新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一次次重大科技创新都显著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深刻影响了世界经济格局。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要在危机中育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不断拓展发展新空间，塑造新的发展优势，科技创新的重大作用越来越突显。

创新是科技进步的源泉，民族发展和进步的灵魂，国家繁荣与富强的关键。科技创新对国家发展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于优化，促使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大力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创了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带动相应的产业变革方兴未艾。这不仅关系到世界经济格局的重构，也关系到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摆在各项规划任务的首位，并进行专章部署。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战略布局，是我们党编制五年规划建议历史上的第一次，充分体现了创新引领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全面揭示了加快科技创新的主攻方向。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我们既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无数挑战。从而更加认识到科技创新的核心地位和深远作用，更加认识到科技创新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更需要采取针对性举措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1.3 我国科技领域仍存在诸多短板问题

中国的科技发展起步较晚，基础相对薄弱，虽然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却缺乏有效支撑基础研究的力量和体系，现有体制官僚化、行政化、寻租化特征明显。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科技创新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基础科学知识缺失，科学知识的普及程度低，认识科技的能力差、观点偏颇。二是过于从功利角度看待科技，科技在体制内地位低，大量进口国外产品，导致科技在产业研发链上的地位越降越低。三是中国的资本和科技是条块分割的，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结合不好，中国既缺乏资本的来源，又缺乏科技与资本结合的模式和机制。四是资本过度膨胀失去社会目标，资本不为科技服务，只为自己服务，盲目性日益扩大，脱实向虚的趋势明显。这种“资本第一、科技第二”的现象，是早期市场化对科技的排斥和排挤，是一种去科技的退化过程。

二、赶超的关键在于科技与资本的有效结合

在当下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科技领域的短板使中国的竞争力大受影响，赶超的力度不强、能力不足成为关键痛点。赶超的主要支撑是资本，这是人才之外最重要的支撑条件。当前，要让打好科技基础成为全社会的核心关切，要树立明确的目标，进行科技与资本的有效结合。

2.1 科技是资本进入实体经济的门槛和起点

2.1.1 科技和资本的结合加速了温饱和小康的实现

科技的概念源于科学的出现和技术的出现，早于资本的概念。科学是关于生产的逻辑，资本是关于财富增值的逻辑。科技和资本原本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产生的阶段不同，源头不同，科技达到一定阶段才产生资本，资本天生会有科技的内容。科技起初外在于资本，成本最低，之后逐渐进入资本，成本逐步增高。

主要是存量科技、产业、体制、创新和知识支撑了温饱和小康的实现，体现为脱贫、工业化、城镇化。创新体现在社会制度的革命、改革、改进，加速了温饱、小康的实现。社会力量的动员组织，进行大量的教学、学习、实践，加速了温饱和小康的实现。科技和资本的结合加速了温饱和小康的实现，科技是资本进入实体经济的门槛和起点。

2.1.2 科技推动力的转变加深科技与资本的融合

随着科技的推动力逐步由政府转向市场，科技与资本的关系日益密切。遍观历史，可以发现科研存在五大推动力。一是为军事的科研，在上古和远古时代，科技发展的动力是军事推动，利用科技的力量增强军事的力量，这个动力一直延续至今。二是为政府、皇权的科研，在古代，科技的发展动力来源于帝王、皇朝，除天文历法、冶金铁器等军事动力之外，就是政府的推动。三是为产业的科研，在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出现之后，科技的发展动力更多的扩大到行业、产业的推动，如航海、铁路、机械制造、交通，开始出现企业科技的实体，贝尔实验室就是一个典型，企业逐渐成为研发的主体，资本开始服务科技，科技也为资本增值服务。四是为基础行业的科研，早期工业化的行业逐渐变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行业，行业的科研使基础行业成为完整的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石，也在不断地改进中完善自身。市场化的科研逐渐成为研发的重要形态。科技与资本的关系日益密切，高校日益为产业、基础行业服务，资本既是结合的催化剂，也是最终受益者。五是为发展民生的科研，在二战后，科技大量进入民生、消费领域，企业成为市场化的科研主体，典型的例子就是互联网、电信、计算机、手机的出现，具有技术密集、人才密集、资本密集特点，出现了充分市场化的科技和资本密切结合的形态。资本成为推动力和受益者。

2.2 信用是科技与资本结合的重要基础

2.2.1 可度量的科学预期成为科技信用

知识产生共识，具有最广泛的说服力，即理性的力量，形成不断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检验一切、又不断自身进步、统一的世界观方法论。这种科学理性的力量是最高的标准、价值的尺度，具有巨大的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的能力，即知识就是力量，成为力量的含义、内容。知识的力量转化成社会统一行动，按科学标准行动的巨大能力，是一国科技知识、人才培养、科技能力、潜力的总和，是建立在众多的内容、丰富的科技知识的共识和行动力，为社会发展和运动指明方向、给以指导，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最大的动员力。信仰、信服科学理性的社会成员，即使不具有全面的科学知识，但信仰科学理性的方向，就和社会前进的方向一致，他们相信科学和技术的能力、方向，愿为进步服务，付出自己的贡献，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分动力和力量，就把科技中无限多的知识内容抽象化、抽象掉，剩下社会统一的信仰和一致的意志，成为一种特殊的信仰，这种信仰就会和资本运动的必要条件——信用相结合，成为科技的统一信仰、一种信用。

知识力量逐渐转化为知识信用，即知识就是信用。知识进入市场，成为信用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与资本结合。科技知识产生对科技的信心，信心转化为对科技成果的有效期待，科学预期可以用成果和价值来度量，成为科技信用。

2.2.2 科技信用应配置科技资本

科技的信用是可以量化到人的，每个人的科技知识多少不同，在大数法则之下，形成最广泛共识的是其中共同的部分，这共同的信仰形成共同的科技信用，能用科技的力量解决重大的障碍和普遍的问题，是一种对科技能力的信仰和信心，一种特殊的信用，它只能配置与科技有关的社会资源，不能无差别地配置其他无关的资源。

信用和资本交易，融资支持科研，获得科研成果，成果转变成收益并使资本增值。这一运动过程的结果便是，资本运用科技实现增值，成为科技资本。科技信用应配置科技资本，科技资本的功能是在关键点上聚集科研能力和资本，突破科技瓶颈，形成和延伸科技研发链、产业链，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科技资本逐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者、发展的主体动力。

应当看到，国际的竞争和博弈已成为科技成果间的竞争与博弈。当今世界上的科技发展都是科技密集、人才密集和资本密集，这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就形不成竞争力。科技资本是由科研能力与潜力、人才集聚度和资本支撑能力构成，也是三者结合而成，这三者都是长期积累、不断增长、不断完善而发展起来的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研能力的总和是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众多大量的单项科研能力组合而成，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其科技信用和科技资本是它的专业化的一方面功能，能把资本的能力和科研深度结合，使科研能力在市场和资本的支撑下，以新的模式加快发展。

2.2.3 资本与科技深度结合的典型案例——贝尔实验室

科技是资本形成的原始基因。以资本支撑科技的发展，是现代资本及资本市场发展后的新趋势。

二战后，在政府对科技工作开始积极支持的同时，美国开始出现企业科研的新形式，大型垄断性企业开始对自身业务的基础科研进行长期的支持。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贝尔实验室，做出了全世界引人注目的重大科研成果，先后出了8个诺贝尔奖，成为首个资本支持科技进步、资本和科技深度结合的典型案例。

贝尔实验室的例子，一是证明资本和科技结合的必要性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代表了经济社会新的发展方向。贝尔实验室打开了人们新的视野，开启新发展道路的大门。二是说明企业资本与科技结合的局限性，也证明美国以资本优先于科技的经济理念是错误的，具体表现为贝尔实验室的成功随着AT&T被拆分而衰落、失败。这说明只考虑资本的盈利功能是不行的，资本在盈利过程中为争取市场利润和利益，不惜破坏、消灭企业的科技研发能力，这是资本的短视，是只追逐局部利益的必然结果。三是在更大范围内、更深程度促进了资本和科技的迅速融合。贝尔实验室的衰落，并不代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相反开启了资本和科技的深度融合，表现为资本市场开始在科技领域活跃，投资者能承担更大风险投资新的科研公司；资本开始以分散的、随机的方式投资各种不同的科技项目；政府开始以较系统的方式支持基础研究，为百花齐放的科技创新公司发展打下基础。

2.3 当前科技与资本结合中存在的问题

2.3.1 资本主义的科技融资模式在中国难以复制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过剩，其运动的主要动力和目标在于向科技投资要收益回报。因此，科技资本的来源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类大额科技资本来源于企业资本的经营收益，以AT&T的贝尔实验室为代表；第二类大额科技资本来源于创新企业公开上市，在高额收益的驱动下通过资本市场股权融资募集大额资本；第三类大额科技资本来源于政府拨款，以美国能源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和DARPA为代表。

此外，通过银行、证券、保险、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派生出天使基金、风险基金、投资基金等双向自由选择式的投资基金。这类基金在发展中逐渐成为融资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带动科技融资、促进科技发展的作用。但是，这一模式的首要目的仍是收益最大化，其基因仍是资本主义的，其合理性和先进性仍是局部有限的。

以上是资本市场最具代表性的科技融资模式，在上述两大方式的科技资本来源中，企业和政府的来源通常是定向的，而金融派生基金则完全是资本泡沫式的融资，其资本来源的确定性和稳定性都无法保证，无法持续促进科技及创新的发展，因此需要探索一条能将两种方式有效对接并科学结合的发展方式，但从目前来看，这两种方式都难以在中国复制。

目前，中国资本市场或科技融资形式都存在资本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导致资本与科技难以对接，科技发展碎片化，科技空白领域较多，进而限制科学研发能力提升，极大约束我国科技发展进步，阻碍我国实现赶超目标和战略，具体表现为：一是资本市场规模有限，尚处于起步和初级阶段，上市融资企业数量有限，企业上市或增发融资能力有限。二是创新企业上市融资也处于起步和初级阶段，规模不大，作用有限。三是政府拨款的财政模式是大部分国家重点项目的融资模式，存在效率低，项目过多过滥，缺乏科学规划，项目审批权力寻租等现象，导致立项分散、实际效果较差，国家投入的科研资本变成无成果的费用支出或难以转化成果的论文被束之高阁。

2.3.2 政府资本存在孤立性和有限性

政府资本投入到基础研究的过程仍是孤立的、以财政拨款为主要形式的政府行为。这决定了我国当前的基础研究，从目标设定到与科技发展的结合，都必然是有限的。以贝尔实验室为例，基础研究的长期性决定了其必然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这也是贝尔实验室成功的一个原因。相反，政府拨款往往是一次性的、数额有限的，往往导致基础研究时断时续、难以为继。

2.3.3 企业资本适用于中小科研工程的中短期研发

以企业为中心的科研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受企业存续期有限影响的一面。仍以贝尔实验室为例，AT&T的分拆就直接导致其衰落，说明以企业为中心的科技研发融资模式，只适用于中短期或有限目标的项目。同样，以资本市场为主体的科技资本结合也面临企业能力局限和目标局限的问题，普遍适用中短期的研发。因此，中短期研发成为当前科技进步的主体。

大量中短期资本与科技结合进行研发，形成产业链前段的研发链；科技研发完成后，通过解决工程技术问题，形成产业链的一个环节；研发链和产业链连结，形成资本和科技结合的完整项目转化循环；项目完成后链条将继续延伸，成果可以在市场上出售，并通过资本运作，继续推进产业发展。以上模式适用于大多数以中小科研工程成果转化的产业链，进而形成一个有机的科研生态。

2.3.4 大型研发缺少中长期资本的支撑

无法纳入中短期资本科技结合模式的大型公司则需要以长期资本或国家资本为代表的其他形式来打通研发链和产业链。例如，在大型军用系统的研发中，各分系统、子系统的研发都由国家预算支撑，从而形成有效的研发链、产业链，但从研发链向产业链转化的过程中也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国家财政投入则无力全部覆盖。其他大型项目和科研系统的运作流程与国防工业类似，但获得国家财政拨款支持较少，客观上与国防工业一样，需要超过中短期资本能力的中长期资本支撑。即使是美国，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处于赶超过程中的国家，为确保赶超战略成功，则需要更多的中长期资本，以覆盖研发链和产业链的形成。然而，在实际赶超过程中往往缺少长期资本，资本市场难以动员出大额长期资金，财政也难以提供大额长期资金，对赶超造成重大约束。对此，我们需要认真面对，并提出解决办法，以从少到多、从小到大的方式逐步解决。赶超的问题是与军工及大型国家项目性质类似的问题，但其涉及的行业遍布各地，包括芯片、交通、电力、化工等行业，对整体经济有重大基础作用。

上述两方面的需求都需要国家级长期资本的支持，其资本来源可以有多重形式，包含财政、国债、中长期金融债、国家法定的金融机构长期债和股权工具。

三、探索“开发性金融2.0版”

在过去的20余年里，我国的开发性金融以其创新性的运行机制和重大的战略优势，在实践过程中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开发性金融最大的特点是着眼于支持国家战略，但不需要使用财政补贴。而其之所以能够在公共产品领域实现增长，关键在于准公共产品外溢效应的结构化，通过建立一个金融结构，实现信用增信和长期收益。

在去年针对开发性金融的研究中，我们预见性地提出了开发性金融未来的发展，既要向后看，也要向前看。向后看，主要是交通、建材等传统领域；而向前看，主要是教育和科研领域，这也是我国相较美国最主要的短板。如何把教育和科研的外溢效应结构化，是我们未来面对的挑战。而面对当前我国在科技领域亟需突破的瓶颈，有必要也正恰逢其时去积极探索“开发性金融2.0版”，建立起更适合科技领域投资的创新性运行机制，支持当前最显要的科技发展国家战略。

3.1 用国家产业信用构筑国家金融自主话语权

3.1.1 以国家信用撬动资本市场 实现科技金融自主

建立超越企业信用的国家信用层面的科技资本聚集以及与资本市场的有效融合运作是科技发展的需要，也是资本市场扩大作用范围、服务科技发展的需要。从长远看，财政资金也是长期资本的一个来源，应须在运作机制上与科技资本的形成和运行相结合并融为一体，以发挥更大的系统性作用。也可以认为，财政性资金是国家级科技资本的初级形式和原始形态，可以而且应当与国家科技资本融合起来、一体化发挥作用。国家科技资本应和资本市场完全对接，以发挥资本市场对科技研发的基础融资作用，从而对量大面广的研发都起到直接和间接的支持作用，既弥补发达市场的短板，也奠定高科技及其他科技领域知识产权的自主独立，在关键环节减少或消除对国外产品和技术依赖度过高的风险，建立起有关键作用的独立自主系统。

国家信用的科技资本在美国也尚未出现。美国除大量军用科技研究由财政支持外，其他领域则是由市场化的企业信用支持的研究，国家仅通过采购订单给与支持，尚缺乏资本市场层面的结合。从我国的角度来看，鉴于科技发展对全局发展的支撑作用，科技投入既是企业的投入，又是社会的投入，可以穿透企业信用的利润（税后）、分红等支出项，直接计入成本，作为资本投入获得法律和社会的认可，成为长期资本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国家信用的资本也可能凭借其对科技的认识以及资本的力量打通研发链，但其成本和风险相对较高，且高度依赖个人的科技认知能力。例如贝尔实验室的成果的确推动了电子、半导体、计算机和电信业的发展，但仅仅是个别案例。

提高科技认知的能力是成本最低的科技资本运行的支柱，因此，科技规划以及广泛的科学评价是最容易实现的路径。美国的国家科学委员会、科学基金、DARPA都是这类性质的产物。科学家的认知是社会认知的先行者，如果没有科学家的认知和建议，原子弹不可能出现。但科学家认知世界的过程，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而非科学家个人的成果，两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和潮流。不同于工业化前期科学认知的初级阶段，在认识创新的领域，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现在的问题不是做不做，而是怎样做，怎样做得更好的问题。在当前的形势下，只有做得更好，才能取得更好的结果，进而获得全球的竞争力。

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成本和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好的科技发展成果，是当前大国竞争的核心问题。如何合理运用国家信用的影响，是要认真研究的问题。首先，国家信用可以和科学认知相结合，迅速穿透全社会、各个行业的屏障，从而重新组织资源，走向正确的方向，这是成本最低且代价最小的路径；第二，无论是对国家信用的无知还是对科学认知的无知，都会阻碍两者的结合，国家信用如不能和科学认知相结合，社会发展将停滞不前，导致国际竞争博弈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第三，运用国家信用是重构自我良性发展的资本市场的重要步骤，而这样的资本市场是把中短期利益和中长期利益密切结合的重要场所，也是科技进步的一个新的重要的推动力，从而实现资本市场从低级市场向高级市场的转变和发展，进而从基础上巩固国家金融主权，实现国家金融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在国际范围内构筑国家金融自主话语权。

3.1.2 信息不对称是资本难以贯穿科技链条的关键障碍

产品或项目的成功要依次经历研发阶段、产业阶段、市场阶段，其中研发阶段的目标是验证原理，产业阶段的目标是打通技术路线以实现产品，市场阶段的目标是将产品销售出去形成现金流。这当中研发阶段处于最上游，市场阶段处于最下游。

研发阶段由一个个科研结点（或称“创新研发结点”）构成，这些结点环环相扣形成一个链条，即研发链。当一个结点由多个链条通过，就形成研发链网结构。只有这些结点上的科技瓶颈被逐一攻克，才能打通研发链。只有研发链被打通之后，才能打通产业链。只有产业链被打通之后，才能打通市场链。

当前我国科技体制的一个显著问题就是金融体系没有足够的自由资金去跟踪、投资创新研发结点。由于科技专业知识缺乏而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金融体系既不能识别又不能理解这些创新研发点，而是将其视为高风险点，避而远之。这就造成我国在科技的赶超战略方面尚存在金融不能有效支持科技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使用美国式的风险投资基金、高技术投资基金的办法，但这些办法由于资本短期逐利的特点，只能解决局部点的研发链，即短研发链。依靠这些短研发链随机碰撞结合形成长研发链，再以此打通产业链、市场链，整个过程低效、耗时、成本高。

3.1.3 “开发性金融2.0”以国家信用消除信息不对称

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现有的开发性金融基础上探索“开发性金融2.0版”，实行依托国家信用的科技链网化融资模式。

传统的开发性金融，是依靠国家信用证券化进行融资，用于国家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等长期项目，多集中于交通、建材等传统领域，以实体经济的增长作为投资收益的保障；开发性金融2.0则依托国家信用进行科技研发结点的认证，从而吸收长期资本。投资收益的“抵押物”由实物转化为科技研发的“知识产权”，实现了由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由有形资产到无形资产的跨越。两者的核心都在于国家信用的支撑，而后者将国家信用赋予更为精确的科研结点，同时放大了参与主体的范围，建立起精准的科技、资本相融合的市场化体系。

首先，通过顶层、高层有序地关注并识别出各学科领域的科研重点，赋予其国家信用。之后，这些科研重点不断向下分解、延伸，直至形成若干完整的研发链条，链条之间相互交错，构成链网结构。链网结构上的每一个结点，都是最前沿、最亟待解决的创新研发结点。国家信用沿着研发链分解、延伸，转变为结点信用，充分显示其重要性，国家给予其足够的资金、政策、法律、融资支持，使其成为全社会关注重点及市场热点，吸引资金、人才、科研能力聚集，攻克科研瓶颈，实现研发链条的打通。

开发性金融2.0同时也是科技信用的链网结构，这种以科技信用链网结构为主干的体系也是一个市场化的体系。与美国资本市场体系的不同点是，它把各个创新研发结点的重要性都用国家信用、科技信用点亮了，消除了信息不对称，以国家信用科技链网化的亮点指明了重点所在，金融界不懂科技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科技与资本实现了完美结合。

开发性金融2.0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产物，这种模式充分发挥国家信用的优势，扫描出各学科领域的重点，实现研发结点的全覆盖，成为点亮链网结点的明灯。国家信用形成的穿透力，为市场化提供最有价值的中介功能，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同时，动员资本力量向结点集中，实现科技与资本的完美结合。而现有科技融资模式下，既有大量科研要依靠企业信用、往往只能形成局部短链条的问题，又有资本不能主动服务科技导致的研发结点资金不足问题。

与现有科技融资模式相比，开发性金融2.0的实行难度低、阻力小，没有新的要审批的环节，主要是运行环节的重组、改善、调整。这种模式具有三大功能：一是通过国家信用向科技注资。二是识别并披露链网关键结点，并实现结点的国家信用、国家政策、市场吸引力的聚焦，使其成为市场高信用点，吸收市场金融资金，使科技和资本完美结合。三是上下游互相补偿的机制，上游研发端为长期资本股权介入，用来打通研发链，收益低，而研发链打通后，形成产业链，产业链打通后，形成下游的市场链，短期大额资金进入，实现产品的量产，有丰厚的汇报，获取高额收益，补偿上游长期股权资本，这就实现了上下游时间错位下的配对补偿。从上游到下游构成完整资本和信用链条，开发性金融2.0成为科技带动资本的骨干生命网络，具有生命力强、高效等特点。

3.2 开发性金融2.0版的核心是国家主权的夹层基金

开发性金融2.0以少量的财政资金撬动大量的长期科技资本，用于国家科技战略企业的夹层投资，以赋予国家信用的科技知识产权为投资收益保障，其核心是国家主权的夹层基金。

夹层基金是杠杆收购特别是管理层收购（MBO）中的一种融资来源，它提供的是介于股权与债权之间的资金，它的作用是填补一项收购在考虑了股权资金、普通债权资金之后仍然不足的收购资金缺口。

对于融资企业来说，典型的夹层基金融资结构可分为三层：银行等低成本资金所构成的优先层，融资企业股东资金所构成的劣后层，以及夹层资金所构成的中间层。优先层承担最少风险，同时作为杠杆，提高了中间层的收益。通过这种设计，夹层基金在承担合理风险的同时，能够为投资者提供较高收益。

3.3 保险资金长期性、大规模特征使其成为最合适的夹层资本

保险资金具有期限长、规模大、来源稳定的独特优势。期限较长是保险资金区别于商业银行、公募基金等最大的特点。我国寿险公司平均负债久期约13年，有的公司负债期限20年以上，成为服务实体经济长期资金需求的重要来源，也是金融业可提供股权性资本的主要机构投资者。而从规模来看，目前，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近21万亿元，已经成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力量。同时，保险资金负债性的特点要求其运用必须遵循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的原则。

目前在保险资金运用的渠道中，安全性最高的属银行存款和债券，但是在当下市场利率走低的经济环境下，易产生利差损，不利于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性。而股票投资虽然是收益相对较高的渠道，但是由于我国股市波动性较大，保险资金投资的安全性难以得到很好地保障。保险公司需要根据市场环境及时调整投资结构，增加风险收益结构更佳的投资渠道，相应减少风险收益结构处于较劣势的渠道，在承担合理风险的条件下，使保险资金配置更为有效。

夹层投资的风险收益特征非常适合保险公司、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养老基金、对冲基金等各类机构投资者进行投资。目前，全球夹层基金投资者的构成从早期的以保险公司为主，逐渐转变为多种机构类型的有限合伙人均参与其中。近年来全球夹层基金LP构成中，私人养老基金及公共养老基金分别以17%的占比排名最前，保险公司、母基金、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以及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人分别占比11%、11%、9%、9%、8%，呈现机构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基于保险资金的期限和规模特征以及运用原则，未来，夹层基金或成险资股权投资的主流方向。

总之，可以“开发性金融2.0”为蓝本，探索一条有效的科技与资本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科技与资本的最高层级的结合，将开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道路、新方式。社会经济发展将形成一个全社会凝聚的合力，即以科技化的资本推动社会进步，而不仅是满足生产力需求而形成的微观动力。科技是使资本脱离自身逐利的低级形态，直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个动力是直接的、可视的推动，将把资本从私人的动力通过科学变成理性的、规律的、共同的、有形的、实际的推动力。